它包含了一些非常奇怪甚至逻辑上诡异的预设。竞技体育本身就是“排他性”的，这是竞技体育的本质特征。为什么性别内部的排他性就是可以接受的，而性别之间的排他性就是不可接受的？
的确，我们都知道废除分性别组别之后绝大多数项目（除了花滑、体操等）的顶尖运动员都会是“男性”（顺性别男性）。但是，为什么人类有一种“同性别之间的比拼是公平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比拼是不公平的”的幻觉？为什么全世界所有项目的前100名都被最强的100个“人类”占据（可以预见几乎全部都会是顺性别男性）是不可接受的，而“全世界所有男子项目的前100名都被最强的100个男性占据”和“全世界所有女子项目的前100名都被最强的100个女性占据”却被认为是公平的、可接受的？
很多顶尖运动员其实都有无法通过后天努力赶上的基因变异，社会将这些基因变异看作所谓的“天赋”，但为什么生理男性对生理女性的优势就被视为“需要通过设置单独组别进行人为干预的结构性不平等”，为什么一个跨性别女性运动员的睾酮、骨密度等带来的比顺性别女性的优势就被视为“作弊”？
最根本的是：为什么“让‘女性’有意义地参与竞技体育”是一个值得被提出和关切的政治问题，而“让体质不好的人有意义地参与竞技体育”甚至“让所有人参与体育”不是一个有效的政治问题？
我真的受够了关于“跨性别者能否按照自己的性别认同参加相应组别”的争议了。
竞技体育的规则是一套逻辑错乱的非理性胡言乱语，（至少其当前的形态）应该被彻底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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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ly, install cups and samba, and other necessary packages. Please refer to Arch Wiki or the document of your own Linux distro.
Once cups and samba are configured properly, visit http://localhost:631 in your browser. If a popup asks for your username and password, use the ones of your Linux system. Then:
Administration in the top bar.Add Printer in the “Printer” section.Windows Printer via SAMBA.Connection field:
smb://RDG-HOME/<your_student_number>:<your_password>@uorprint.rdg.ac.uk/FollowMe-BW
The student number is like “ab123456”, and special characters in your password (if present) should be escaped following the URL encoding rule.Continue.FollowMe-BW.Generic for Make, and Generic PostScript Printer for Model.FollowMe-Colour for colour printing if you need it.Your username and password will be stored in plaintext in /etc/cups/printers.conf. However, this file can only be read by its owners (in my case, root and cpus), so the risk is relatively small for personal computers.
If you cannot accept this risk, remove your username and password from the URL and use smb://uorprint.rdg.ac.uk/FollowMe-BW. Theoretically, in this case, you will be asked for your username and password when you create a print job. I’m not sure whether any desktop environment offers a “remember password” feature.
run this command in your console:
sudo lpadmin -p FollowMe-BW -o auth-info-required=none
我在此尝试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卡坦在本书中的主要论点和论据，以供网友参考。原书中有更多更详细的论述和历史文件作为证据，推荐大家阅读原书。
犹太人既非巴勒斯坦最早的居民，也非居住和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而且其通过武装入侵征服了当地的迦南人。而巴勒斯坦人并非在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入侵巴勒斯坦期间来到巴勒斯坦的，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是腓力斯丁人、迦南人以及其他早期居住在该地的部落的后裔。（注：这段的大部分历史细节基于20世纪的考古学研究，与当代广泛接受的观点有所出入，现代观点认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是迦南人的后裔，只是犹太人不承认自己是迦南人，并且在《圣经》中宣称迦南人因为信奉邪神而被自己灭绝了。但是卡坦在此引用的是20世纪实际存在的历史学观点，仅仅因为其与当代观点不同而将其斥为无效是一种典型的科学哲学辉格史观。我在此处不对其进行改写，只通过注释说明历史背景。）
锡安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主张，最早于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卡坦指出，这些主张主要基于所谓的“历史性联系”，这在国际法上并无依据，没有任何仅仅通过历史联系而恢复已经中断了20个世纪的所有权的先例，否则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要恢复到20个世纪之前的领土，会对这个世界造成颠覆性的毁灭。Sydenham勋爵在英国上议院指出，“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所有权主张，其有效性并不比古罗马人的后裔对英国的主张更强。罗马人占据不列颠的时间与以色列人占据巴勒斯坦的时间一样长，而且他们在这个国家留下了远比后者更有价值和有用的成就⋯⋯对巴勒斯坦唯一真正有效的诉求，无疑是来自其现有居民的诉求。”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詹姆斯·贝尔福发表了“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同时又承诺“不得采取任何可能损害现有非犹太社区的公民与宗教权利的措施”。
英国通过国际联盟获得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后，在1922年6月21日上议院辩论时，Islington勋爵表示，《贝尔福宣言》直接违反了国王陛下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所作的承诺，也与《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不符。Islington勋爵的动议以60：29票在上议院获得通过，这实际上意味着《贝尔福宣言》被废除。在随后下议院的一场辩论中，一项要求将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提交议会批准的法案被否决了。因此，事实上，《贝尔福宣言》从未获得下议院或上议院的批准。
当时的英国政府和锡安主义者都不承认“犹太民族家园”是一个主权国家，宣称主权不是犹太民族家园的组成部分，犹太人也无意统治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只是一个允许犹太文化自由发展的领土。
并且，《贝尔福宣言》与英国政府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做出的承诺相冲突。
卡坦指出，《贝尔福宣言》显然是无效的，原因如下：
时任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Shabtai Rosenne提出的一个反对意见认为，即使《贝尔福宣言》本身的法律地位是有争议的，但它后来被纳入了国际联盟《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令的序言》，事后确认了其合法性。卡坦认为，这个观点是没有依据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因为英国对巴勒斯坦不具有主权而令《贝尔福宣言》无效，那么其他同样对巴勒斯坦不拥有主权的列强，如法国、意大利和美国，或任何数量的列强，也加入批准该宣言，也不会改变其状态。既然所有这些列强都不拥有巴勒斯坦的主权，那么他们就不能“转让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多个无效法律行为的累积不能产生一个有效的法律行为。
事实上，将《贝尔福宣言》纳入委任统治令中，非但未能使其生效，反而导致了委任统治令本身的无效。
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制度由威尔逊总统和俄国革命领导人（leader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原文如此，未明确指出具体人物）提出，其核心原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领土分割方案不应该涉及民族吞并，而应该基于当地居民的自决权，《国际联盟盟约》第22条明确规定：
“某些先前属于土耳其帝国的社区，其发展已达到一个阶段，即它们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可以被暂时承认，条件是须由一个委任统治国提供行政指导与协助，直至它们能够自立为止。在选择委任统治国时，这些社区的意愿必须是一个主要的考量因素。”
巴勒斯坦是其中之一。
卡坦指出，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无效的，原因如下：
委任统治不应该损害原住民的权利，也不应该授予任何外来移民与原住民权利相冲突的权利。并且，这些讨论不能被视为纯粹的学术讨论。委任统治的实施造成了一种反常且不正常的局面，它必须在未来的解决方案中得到纠正和补偿，否则就意味着一旦非法行为得以完成，其非法性就不再值得关注。这样的结果很难被法律理论或国际法所接受。
卡坦认为，《联合国宪章》规定了尊重人权、自由和民族自决，强调正义原则和国际法，在这一框架下，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具有以下问题：
联合国无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联合国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该组织在任何时候都不曾拥有巴勒斯坦的主权，也没有巴勒斯坦的管辖权。
在国际联盟于1946年的最后一次大会上，与会各国通过决议：随着国际联盟的终止存在，其关于委任统治地的职能也将结束。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并没有被联合国继承。
《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七条所设想的托管制度也并不会自动适用于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地，除非它们通过联合国决议被重新置于托管制度之下。
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也声明，“无论是联合国大会还是联合国的任何其他机构，都无权审议、更无权建议或强制执行任何解决方案，除非是承认巴勒斯坦的独立，并且巴勒斯坦未来政府的组建完全是巴勒斯坦人民自己的事……联合国无权处置或割让领土，也无权剥夺巴勒斯坦大多数人民的领土并将其转移给该国少数群体专用。”
联合国大会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构成了对巴勒斯坦人民主权的侵犯，也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其规定了联合国不得干预任何国家的内政。
自巴勒斯坦从土耳其分离以及《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承认其独立以来，巴勒斯坦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随着国际联盟的解散，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也已经终止。尽管在1947年，巴勒斯坦在事实上仍受制英国统治，但无论如何，这并不影响其国家地位或其人民的主权。
英国接管巴勒斯坦时，是将其作为一个单一整体。根据委任统治令第五条，委任统治国有责任“确保巴勒斯坦领土不被割让、租借或以任何方式置于任何外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委任统治令第28条进一步规定，在委任统治终止时，巴勒斯坦领土将移交给巴勒斯坦政府控制。同样，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一旦委任统治对巴勒斯坦人民主权施加的临时限制结束，巴勒斯坦人民将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决议是对《盟约》的公然违背。
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认的民族自决原则，巴勒斯坦人民有权确认其民族身份并维护其领土完整。为建立一个犹太国而分割巴勒斯坦大片领土，并使部分原住民受其统治，是对《宪章》的公然违反。
1947年，阿拉伯国家请求联合国大会将影响巴勒斯坦问题的以下法律议题提交国际法院征求咨询意见：
而支持锡安主义的一方反复否决这一点，这证实了他们对国际法司法程序的回避，暗示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观点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明确记录了当时的锡安主义者反复“骚扰”他的过程，杜鲁门最终被锡安主义游说团体说服，动用美国政府的政治影响力支持分治，并且没有向国际社会公开披露这些信息。一些国家原本计划投否决票，但是在美国的影响甚至威胁下改投了赞成票，包括最终使得决议达到三分之二多数的最关键的三票，分别来自海地、利比里亚和菲律宾。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詹姆斯·福莱斯特在日记和回忆录中称，他认为这对于美国政治而言已经几乎是丑闻（scandal）。这种贿选行为显然损害了联合国决议的民主性
1946年，巴勒斯坦总人口为1,972,000人，其中包括1,203,000名穆斯林、145,000名基督徒和608,000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只有十分之一是这个国家的原住民。事实上，正如我们之前所见，巴勒斯坦原有的犹太社群并不支持分治或建立一个犹太国。其余的犹太人口则由主要来自波兰、苏联和中欧的外国移民构成。这些犹太移民中只有三分之一获得了巴勒斯坦公民身份。
当时而巴勒斯坦的总面积为26,323,023杜纳亩，犹太人拥有1,491,699杜纳亩的土地，仅占该国总面积的5.66%；相比之下，巴勒斯坦人拥有12,574,774杜纳亩的土地，即该国面积的47.77%。其余部分为国有或公共土地。
联合国分治计划将超过14,500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面积57%的区域划给了犹太国，而他们当时不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拥有的土地不足百分之六。这意味着犹太国获得的领土是他们当时在整个巴勒斯坦拥有土地面积的十倍。其不公之处显而易见。
注意我们上面提到的数字，当时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土地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7.77%，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将全部的国有和公共土地划给犹太国，犹太国所得到的土地也不可能超过52.23%，这显然证明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构成了对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土地的侵犯，这甚至不是一个国际法问题，而是一个私法和财产权问题。
它是在锡安主义者及其盟友的努力和压力下，违背法律、正义和民主原则而构想、策划和通过的。分治决议的无效性，以及《贝尔福宣言》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的无效性，不应被视为过去之事而置之不理。尽管这些严重行为在伦理上是错误的，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但它们的影响至今仍在持续。
卡坦进一步指出，以色列并不符合主权国家的各项要求：人民、明确的领土和政府。
此外，不论联合国第 181 号决议是否合法，事实上（de facto）的以色列都与该决议中描述的“犹太国家”截然不同。在最初分配给以色列的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人口数比犹太人更多。以色列当局将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家园，以确保犹太人口占绝对多数。而且，它还占领了大量最初并未分配给它的领土。无论在人口还是领土方面，以色列都与第 181 号决议中所描述的“犹太国家”完全不同。因此，无论第 181 号决议本身是否合法，它都不能使一个与其文本完全无关的实体合法化。
卡坦的分析清晰地显示出，以色列不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卑鄙的、邪恶的、非法的、犯罪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体，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粗暴侵略，它不具有生存权或自卫权，它没有权利存在。
巴勒斯坦地区只有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那就是巴勒斯坦国。以色列的存在必将被彻底抹去，在这个世界上不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而巴勒斯坦人民将统治自己的国土。
]]>这些研究针对的是特定的一类跨性别者，所谓的“典型”、“早发型”跨性别者，即那些在非常幼小的年纪就体验到性别焦虑，特别是对身体部位的强烈排斥的类型。但是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概括这类群体，所以本文中就姑且直接称为“跨性别者”或“这类跨性别者”吧，这只是因为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并不意味着对“非早发型”跨性别者或非二元性别群体的否定。
我知道这里将跨性别与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和身体变形障碍的比较会让某些跨性别者指责这是将跨性别“再病化（repathologisation）”，但是这个指责对我无效。因为我本来就不认为“精神疾病”是一个实在的概念（我认为当代精神医学是一种前科学的巫术，最终会被基于神经科学的新理论取代），我甚至也不认为“跨性别”或“顺性别”是实在的概念，“顺/跨性别”或者“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只是一些便于指称的标签（能指）而已，重要的是它们的实际含义（所指）。
第一篇（并非时间顺序排列）是Case等人2017年的研究，Altered White Matter and Sensory Response to Bodily Sensation in Female-to-Male Transgender Individuals（FtM（女跨男）跨性别者的白质改变与躯体感觉反应），发表在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性行为档案）上。
他们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分别刺激跨性别男性（FtM）和顺性别女性（对照组）的乳房和手，使用脑磁图扫描大脑的活动，并使用弥散张量成像来观察白质的连接结构。结果如下：
当刺激手的时候，FtM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当刺激乳房时，两个组别的反应截然不同，FtM组的缘上回（supramarginal gyrus）和次级体感皮层（secondary somatosensory cortex）激活明显少于对照组，但内侧颞叶（medial temporal lobe，包含杏仁核及杏仁核邻近皮层）的激活增强。
前者在大脑中负责处理身体表征及整合感觉信息，与区分自我和他人、自我能动性、身体意象、身体所有权等功能密切相关，这说明FtM组的大脑没有将乳房的触觉信号整合进来，没有将乳房识别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作者将这一发现与BIID（作者称为xenomelia 异肢症）进行了比较，在BIID人群同样体验到对身体的厌恶感和缺乏所有权感，并且同样发现了次级体感皮层的厚度降低。
而后者，杏仁核及杏仁核邻近皮层就位于内侧颞叶中，该部位涉及到记忆、情绪（包括恐惧、焦虑）等功能，该部位的激活增强表明，对乳房的刺激引发了一种内在的焦虑、警觉或情绪上的排斥反应。
作者认为这意味着这类跨性别者的性别焦虑主要来源于身体与大脑中对自我的神经表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对感官的整合被弱化。作者提出，人类存在某种先天的多模态身体表征，但是它在后天有可能受到文化和个人经历的复杂影响，（传统上，先天的部分被称为身体图式 body schema，后天的部分被称为身体意象 body image，但是这种划分在近年的研究中逐渐模糊）因此我们很难真正确定这一现象中有多少是先天的，有多少是后天的。
第二篇是林嘉澍等人的研究，Neural Network of Body Representation Differs between Transsexuals and Cissexuals（跨性别者和顺性别者之间在身体表征的神经网络上的区别），这是一个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科研团队，文章发表在PLOS One。
他们的研究方法与上一个研究的不同，使用的是“静息态fMRI”，“静息”就是字面意思——安静地休息，参与者只需要躺在机器里，什么都不用做，也不接受任何外部刺激，只是睁开眼睛并放松自己即可。参与该实验的志愿者包括MtF和FtM。
研究显示，跨性别者的中央后回（Postcentral gyrus）和顶上小叶等区域在静息状态下的功能表现更为显著，表现出更高的度中心性（图论概念，简单地说，这个节点的连接数更多），这两个区域是身体表征回路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这可能说明跨性别者的大脑处于一种持续的“冲突监测”状态，不断试图处理内部身体地图与外部解剖结构之间的不匹配。
同时，与视觉处理和面部识别相关的脑区也表现出更高的度中心性，并且视觉处理和听觉处理的脑区与中央后回和顶上小叶之间的连接数显著地多，作者认为，这种连接模式表明跨性别者“整合大量视觉和听觉线索来集中塑造他们的身体意象”，这种解释强烈暗示了后天因素的影响，因为“视觉和听觉线索”是后天学习的社会文化知识。有些小孩会觉得牵手或者亲吻能够导致怀孕，有些小男孩在看到女孩没有阴茎的时候以为女孩是受伤丢失了这一器官，这都说明我们并不先天地知道什么是“男性的样子”或“女性的声音”。底层神经体验很可能只是一种模糊的“身体表征不一致”，大脑为了解释这种不适，大量调用社会文化中关于“性别”的视觉/听觉记忆，最终将其构建为“我应该是另一个性别”，而不是中立的“我的身体长得让我不舒服”。
作者明确指出，研究显示大脑中对自我的表征“可以被长期经验塑造，包括复杂的艺术学习、慢性压力和创伤经历以及因性别不符而导致的社会心理困扰”，这意味着我们观察到的跨性别者的大脑连接模式（例如顶上小叶等部位更高的度中心性），可能不仅仅是先天的“起因”，也可能是个体在二元性别的社会文化中长期生活、学习和挣扎的“结果”。社会文化告诉个体“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这种长期的认知训练重塑了大脑处理身体图式的方式。
这两项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关于跨性别的神经科学研究都主要关注所谓的“典型”或“早发”跨性别者，也就是在非常小的时候就感到对身体性征的不适应，并且有非常强烈的进行手术转变的需求的那些跨性别者，但是几乎没有类似的神经科学研究关注非二元性别或不要求手术的的跨性别者，一些研究显示孤独症谱系人群的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比例格外高（我自己可能属于这一类），但是原因不明。
我认为“跨性别”是一个纯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概念，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本质，唯一联系就是被强制卷入了一个将不相关的事物强制分类在一起的分类系统：对于身体表征不一致人士，他们的前文化的感觉是“我的阴茎、阴道或乳房不属于我”；而对于孤独症谱系（以及其他神经多样性人士），他们的过程或许是先感觉到“我不喜欢父母和老师强加给我的性格和气质”；还有一些跨性别者可能是由于行为模式、个人经历、童年创伤、偶然事件等其它因素被卷入社会性别建构，然后在这个将不相关的事物东拉西扯到一起的系统中，这些事物被统一诠释为“这意味着我是男性/女性”。
然后，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些哲学和医学伦理问题——
首先就是BIID，虽然BIID和身体表征不一致的跨性别者的神经科学机制并非完全一样，但是它们的社会文化解读和现象学体验差别太大了，远远超出了神经科学的细微差异（都涉及到顶上小叶、感觉运动皮层等部位的非典型发育，导致内部的身体表征与外部的身体形态不匹配），那么为什么跨性别被认为是个人的一种“核心身份”，而BIID被归类为精神疾病，前者的解决方案是修改身体以与“内在自我”保持一致，而后者的解决方案是对个人进行心理治疗？如果未来有可以直接修改大脑结构的技术，用来治疗BIID似乎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符合伦理的，但是用来治疗跨性别一定会被认为是“侵犯人权”。
一种逻辑上勉强合理的解释是“我们现在拥有修改生殖器但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技术，但没有砍掉一条腿却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技术。如果未来我们可以将人的腿替换成具有同等功能、能被大脑发出的神经信号直接操作、但又不会和大脑产生冲突的人造义肢，我们就可以给BIID人士进行‘躯体肯定手术’了”。
这在表面上似乎没有问题，然而，它令人不安地暗示着在性别肯定手术的技术产生之前对跨性别者进行扭转治疗是合理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性别肯定手术”（变性手术）的技术，如果强行进行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如果否认这一点，而坚持“对跨性别者进行扭转治疗是超越时代的本质性罪恶”，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精神医生或心理医生现在正在对BIID人群进行扭转治疗。
目前主流医学界认为对BIID人群进行截肢手术违反了“不伤害原则”，因为它涉及切除健康的肢体，那么为什么性别肯定手术就不违反“不伤害原则”，因为它也切除了生理上正常的生殖器？
而且，并非所有“基于医学需要”的截肢都在生物学上绝对不可能保留肢体，如果一条肢体虽然在生物学上是活的（有血液供应、无坏死），但却给患者带来无法忍受的痛苦（如严重的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截肢是被允许甚至被推荐的，这说明身体完整性本来就不是当前医疗实践中的最高善，那么为什么同样的解决方案对于BIID就是不允许的呢？
这实际上是那个最古老、最让人抓狂的哲学问题——“我”到底是什么？“我”和我的大脑或者身体的关系是什么？大脑的哪些部分是“我”、哪些部分是我的疾病？在跨性别的叙事中，跨性别者的“内在感受”被提升到了“本质自我”的地位，在这个叙事下，物理身体是外在的、可抛弃的附属品，而大脑中的那个神经活动才是真正的“我”。 而对于BIID人群，他们感受到的对身体的排斥和痛苦却被视为一种“处理错误”。在这里，“我”被定义为包括物理身体在内的整体生物有机体，而大脑中那个拒绝腿的神经回路以及它所产生的痛苦——尽管在生物学和主观感受上和跨性别体验同样真实——被定义为一种病灶。
这种区别揭示了我们对“大脑与自我关系”的定义不是神经科学、生物学或医学的，而是文化的或政治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一些活动家认为这些神经科学研究是生物决定论的，剥夺了跨性别者的权利。但是，如果完全抛弃神经标志物，是否等同于在说，你必须被卷入社会性别建构，拥有一个性别认同，才能获得医疗处理？但是先天的身体表征不一致不论发生在任何部位、不论社会性别建构是否存在，都是一个需要医疗处理的身体状况。一个人为什么不能拒绝参与到性别建构和身份政治中，而是直接去找医生，说“我感觉我的身体不对劲，对这个部位产生了持续的排斥，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我希望切除它以解决我的痛苦”？
似乎唯一的理由就是现在认为“我是跨性别者，性别认同是一个有意义的身份”的人在数量上要远多于认为“我对这个部位产生了持续的排斥”的人。但是这两种叙事实际上都在对称地、双向地排斥对方。
]]>Freyman had no authorization to commit the FBI to pay for the expensive medical treatment of someone who had performed no services and might not live long enough to perform any. On the spot, he exercised his own judgment and initiative, hoping his superiors would agree. Once they did, through FBI friends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he assembled a team of outstanding cardiologists to treat Morris as long as needed at the Mayo Clinic in Rochester, Minnesota.
弗雷曼并没有得到授权，去动用FBI的经费为一个尚未提供任何服务、甚至可能活不到提供服务那天的人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他当机立断，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和主动性采取了行动，并期望上级能够同意。当他获得批准后，便通过其在医疗界的朋友们组织了一支顶尖的心脏病专家团队，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为莫里斯提供长期治疗。
A question arose: How could Morris explain where he got the money to pay for the costly treatment? In New York, Jack gave Burlinson the answer.
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莫里斯该如何解释他从哪里得到这笔钱来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呢？在纽约，杰克给了伯林森答案。
“I’ll go to people all over town and tell them that doctors think they can cure Morris if he goes to the Mayo Clinic and stays there long enough. I’ll say these famous doctors and this famous hospital cost a helluva lot of money, and Morris is dead broke, so we’re asking our old comrades for donations to save his life. Almost none of those assholes will contribute a dime. But no one will ever say he didn’t contribute.” Jack noted that the solicitation also would provide a pretext to call on party people and begin restoring relations.
“我会去城里各处找人，告诉他们，医生认为只要莫里斯去梅奥诊所待足够长的时间，他们就能治好他。我会说，这些名医和这家著名的医院花费极其高昂，而莫里斯已经身无分文，所以我们请求老同志们捐款来拯救他的生命。那帮混蛋几乎没有一个会捐一毛钱。但永远不会有人承认他没捐。”杰克还指出，这次募捐也将为拜访党员和开始恢复关系提供一个借口。
流行叙事（尤其是《SOLO行动》）中对莫里斯和FBI的描述是过度美化的，事实上莫里斯和FBI一直在互相玩脑筋。莫里斯从一开始就在夸大自己的价值，并且尽可能显得自己不想要钱；FBI方面并没有不带任何条件地给莫里斯付医药费，反而胡佛指示弗雷曼不得向莫里斯承诺不会让他出来指认和作证，以及他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得到医疗资源；而且，FBI根本没有按照莫里斯最初的要求来满足他的医疗需求，莫里斯拒绝向FBI通报自己的最新健康报告原件，FBI直接派探员去梅奥诊所查。
莫里斯也根本不是所谓的”幻灭的理想主义者”，这也是他在FBI面前的自夸。他被《工人日报》开除是因为他支持亨利·华莱士关于”美苏划分势力范围和平共处”的提议加上一系列高层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结果。
莫里斯从一开始就宣称自己只讨论具有高度政治价值的事情 (FBI, 1952/2016: vol 1, pp. 5)：
MORRIS CHILDS also stated to the informant that he was consenting at this time to discuss matters only of a high political value and was not consenting to being contacted with respect to ordinary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莫里斯·蔡尔兹 (MORRIS CHILDS) 还向线人声明，他此次仅同意讨论具有高度政治价值的事宜，不同意就共产党普通成员的相关事宜接受接触。
莫里斯要求”克利夫兰的贝克医生（Dr. Beck of Cleveland）”给他看病 (FBI, 1952/2016: vol 1, pp. 11)，这应当是当时享誉国际的心脏外科先驱——克劳德·贝克医生 (Dr. Claude S. Beck)，他在1947年成功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人体心脏除颤手术，并在50年代积极推广心肺复苏术。
ON POINT ONE CHILDS ADVISED HE HAS RECEIVED EXCELLENT MEDICAL ATTENTION FROM TOP HEART SPECIALISTS BUT HE HAS NOT SEEN A DR. BECK OF CLEVELAND WHO IS CONSIDERED THE BEST IN THE FIELD FOR CHILDS’ AILMENT. HE ADVISED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SLOW IMPROVEMENT IN HIS HEALTH WITHOUT ADDITIONAL MEDICAL ATTENTION. CHILDS INDICATED HE WOULD BE AMENABLE TO ANY MEDICAL AID THAT MIGHT IMPROVE HIS……
关于第一点，蔡尔兹告知，他已接受过顶级心脏病专家的优质治疗，但他没有看过一位来自克利夫兰 (CLEVELAND) 的贝克医生 (DR. BECK)，据称此人是治疗蔡尔兹所患疾病领域中的翘楚。他告知，即使没有额外的医疗救助，他的健康状况仍有可能缓慢改善。蔡尔兹表示，他愿意接受任何可能改善其……
那么，FBI最后满足了这个要求吗？
For the information of Minneapolis, the informant, using his true name, entered the Mayo Clinic as scheduled and underwent a thorough clinical study of his case. Since he had made up his mind not to refer the results of the conclusions reached as a result of the study to a Party doctor in Chicago, the informant was unable to furnish this office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he informant, however, has orally advised that the consulting specialist, Dr. C. H. WATKINS, had found a general improvement in informant’s heart condition and had advised informant that he could do light work, consistent with his knowledge of his own physical capacity. He was also advised that if he cared for himself there was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he might have a normal life expectancy. He was told that his general condition is such that there are no complicating factors in his condition at the present time. Informant’s case file at Mayo is 1-869-157.
This office is desirous of obtaining a firsthand report from Mayo Clinic to verify the informant’s oral report, if such can be obtained by the Minneapolis Division on a strictly confidential basis without in any way jeopardizing the confidential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existing between the Bureau and informant. Minneapolis is therefore requested, if confidential contacts are available at Mayo, or better still, if Dr. WATKINS can be contacted, to interview such person and obtain a full and detailed confidential report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Bureau and the Chicago Division.
此信息供明尼阿波利斯方面参考：该线人已按计划使用其真实姓名进入梅奥诊所，并接受了对其病情的彻底临床检查。由于他已下定决心，不将此次检查得出的结论结果转交给芝加哥的一位党员医生，因此线人无法向本办公室提供此次检查的书面结果。
然而，线人口头告知，会诊专家C·H·沃特金斯医生（Dr. C. H. WATKINS）发现线人的心脏状况有普遍改善，并告知线人，他可以从事轻体力工作，只要与他自己对身体能力的了解相符即可。他还被告知，如果他好好照顾自己，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可能会有正常的预期寿命。他被告知，他目前的总体状况良好，没有任何并发症。线人在梅奥诊所的病例档案号是1-869-157。
本办公室渴望从梅奥诊所获得一份第一手报告，以验证线人的口头报告，前提是明尼阿波利斯分部能以一种严格保密的方式获取该报告，且不以任何方式危及局方与线人之间存在的机密关系。因此，兹请求明尼阿波利斯方面，如果在梅奥有可用的机密联系人，或者更好的是，如果可以直接接触沃特金斯医生，去约谈此人，并为局方和芝加哥分部获取一份完整、详细的机密报告。
从这份文件来看，莫里斯的医生是C·H·沃特金斯 (FBI, 1952/2016: vol 2, pp. 25)。而且克劳德·贝克医生是心脏外科的医生，而莫里斯最后得到的治疗方案是心脏内科的。莫里斯并没有得到所谓的”一支顶尖的心脏病专家团队”。我们检索到了沃特金斯医生的讣告（Post Bulletin，1997），他确实是一位内科专家，在临床和科研上都有所建树，所以FBI倒也没找个庸医草菅人命。但是，他在1929作为内科助理进入梅奥诊所，二战期间从军，担任美军军医，退役后回到梅奥诊所工作，直到1964年退休。也就是说——人家本来就在梅奥诊所工作，只要有钱，谁都能去找他看病。档案中”如果在梅奥有可用的机密联系人”这句话也说明这个医疗团队根本不是FBI组织的，否则医生必然会把莫里斯的病历直接送到FBI的办公桌上。
并且，莫里斯宣称自己因为不想把病情告诉美国共产党的医生（我们后面会详细讨论这位医生），所以没有将书面检查报告带回来。然后FBI不相信他口头报告的结果，直接去梅奥诊所查，这件事也让人觉得非常讽刺。
莫里斯想要与华盛顿的高级官员会面，被胡佛拒绝 (FBI, 1952/2016: vol 1, pp. 23)：
CHICAGO IS AUTHORIZED TO BEGIN PAYMENTS TO INFORMANT AT RATE OF ONE HUNDRED DOLLARS PER WEEK EFFECTIVE APRIL TWENTY ONE FOR PERIOD TWO MONTHS AND CONTINUE EFFORTS TO OBTAIN MEDICAL ASSISTANCE FOR INFORMANT. CHICAGO SHOULD HANDLE DEVELOPMENT OF INFORMANT IN MANNER INDICATED IN RELETS AND IMPRESS UPON INFORMANT THE FACT THAT SAC CHICAGO IS OFFICIAL BUREAU REPRESENTATIVE IN THAT AREA, AND THERE IS NO NEED FOR HIM TO MEET WITH TOP OFFICIAL IN WASHINGTON.
兹授权芝加哥办公室开始向线人支付报酬，标准为每周一百美元，自四月二十一日起生效，为期两个月，并继续努力为线人获取医疗援助。芝加哥办公室应按照相关电传中指示的方式处理线人的发展事宜，并向线人强调，芝加哥特工主管是调查局在该地区的官方代表，他没有必要与华盛顿的高层官员会面。
胡佛指示弗雷曼不得向莫里斯承诺不会让他出来指认和作证。只有当他提供的情报的价值比作为证人的价值更大的时候才会不让他出来指认和作证，他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才会给他提供治疗 (FBI, 1952/2016: vol 1, pp. 15-16)：
ONE, NO COMMITMENT SHOULD BE MADE TO INFORMANT HE WILL NOT BE USED AS WITNESS. HOWEVER, HE SHOULD BE ADVISED THAT BUREAU WOULD NOT CONSIDER USING HIM IN INSIGNIFICANT CASE OR IN AN IMPORTANT CASE PROVIDING INFORMATION HE IS PRODUCING OUTWEIGHS HIS USE AS WITNESS. HE SHOULD BE MADE TO CLEARLY UNDERSTAND HIS USE AS WITNESS WOULD ALWAYS BE WEIGHED AGAINST VALUE OF INFORMATION BEING PRODUCED BY HIM.
第一，不应向线人诺他不会被用作证人。但是，应告知他，调查局不会考虑在不重要的案件中用他作证；在重要案件中，如果他提供的情报价值高于他作为证人的价值，也不会用他作证。应让他清楚地理解，他作为证人的用途将始终与他所提供情报的价值进行权衡。
FOUR, CHICAGO SHOULD ARRANGE FOR MEDICAL EXAMINATION AND SHOULD ARRANGE TO REIMBURSE INFORMANT FOR DOCTOR’S FEE. INFORMANT SHOULD BE ADVISED CONSIDERATION WILL BE GIVEN TO PAY FOR HOSPITALIZATION AND CORRECTIVE MEDICAL TREATMENT WHEN HE HAS DEMONSTRATED HIS ABILITY TO FURNISH INFORMATION OF VALUE AND REACTIVATE HIMSELF INTO PARTY.
第四，芝加哥办公室应安排一次体检，并应安排向线人报销医生费用。应告知线人，当他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提供有价值情报并在党内重新活跃起来之后，将会考虑为他支付住院治疗和矫正性医疗的费用。
接下来就是最重量级的了，这是莫里斯在1952年4月28日和弗雷曼的一次会谈，这份文件非常长，一共有12页 (FBI, 1952/2016: vol 1, pp. 20-32)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比较搞笑的地方，然后再去分析实质性的内容。
莫里斯宣称自己与FBI合作不是为了钱，但是FBI认为金钱显然对他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FBI, 1952/2016: vol 1, pp. 30)。
The monetary angle, though he appears to want to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it has not caused him to plan a course of future action, is believed to definitely appeal to him.
关于金钱报酬，虽然他似乎想让人觉得这与他对未来行动的规划无关，但相信这对他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些更实质性的东西：
莫里斯首先宣称FBI现有的线人和共产党专家都不如自己，他们提供的信息都会在未来让FBI难堪。然后讲述了美共内部的派系斗争和路线斗争，自己被《工人日报》（每日工人报）解职的经历，将当时的美共领导人全部评价了一番 (FBI, 1952/2016: vol 1, pp. 20-32)。莫里斯自夸和评价美共领导人的内容我们就省略了，而他被解职的过程则需要详细讨论，这对于理解莫里斯这个人至关重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共总书记厄尔·白劳德推行了一条被称为”白劳德主义”的路线，强调”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主张共产党应融入美国主流政治体系，并与罗斯福政府合作，共同对抗法西斯。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国内国际局势都发生了质变。1945年，法国共产党领导人雅克·杜克洛发表了著名的”杜克洛信件”，严厉批判白劳德的右倾机会主义，这引发了美共内部的剧变，这就是莫里斯被解职的历史背景。
在与FBI探员弗雷曼的对话中，莫里斯是这样讲述自己从《工人日报》被解职的过程的 (FBI, 1952/2016: vol 1, pp. 20-32)：
他将一切追溯到亨利·华莱士在1946年9月发表的一次演讲，主要内容是关于美苏划定势力范围和平共处，美国不干涉东欧，换取苏联不干涉西欧和拉美，其中也同时批评了美国（杜鲁门政府）和苏联当局，这次演讲在美国和苏联（以及美国的亲苏派）中都引发了反对。
莫里斯声称，他本人从更长远的”统一战线”战略出发，主张《工人日报》应忽略这些批评，继续支持华莱士，以利用其巨大的社会声望促进和平；而党内当时的最高领袖威廉·福斯特否决了这个观点。福斯特下令必须在报纸上对华莱士进行猛烈攻击。莫里斯说，尽管自己最终服从了命令，但总书记尤金·丹尼斯仍然抓住他最初的”亲华莱士”立场，在1946年12月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对他展开围攻，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
莫里斯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有远见、懂策略，却因不愿盲从僵化教条而被清洗的、令人同情的悲剧英雄。
然而，我们找到了其他几位核心亲历者的回忆录：
作为莫里斯的继任者，接替他担任《工人日报》主编的西班牙内战老兵约翰·盖茨（John Gates）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证实了党内确实存在着福斯特强硬派与丹尼斯温和派的路线斗争。但盖茨说，丹尼斯为了缓和与福斯特的矛盾，决定牺牲莫里斯来换取党内团结，在盖茨的叙事中，莫里斯不仅是路线斗争的失败者，更是高层政治交易中的牺牲品。（Gates，1958）
作为当时党全国委员会的另一位高层，贝拉·多德（Bella Dodd）提供了第三种视角。贝拉认为，莫里斯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在1947年访问莫斯科和巴黎期间，言行不当，”得罪了莫斯科或纽约的党组织”。贝拉还提到，莫里斯一回国就以心脏病为由主动要求休假，这表明他自己也预感到了麻烦。在这个版本中，莫里斯的下台更像是一次因”犯了政治错误”而受到的组织惩罚。（Dodd，1954）
而且，在他们两个的叙述中，莫里斯被解职发生在1947年6月27日，而不是莫里斯自己宣称的1946年12月。《工人日报》的历史存档也显示莫里斯至少在1947年5月都依然是主编。(Childs et al., 1947) 这个时间差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莫里斯的叙事是自我美化的。
综合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猜测，莫里斯的解职，并非单一原因导致，也并非如他自己所说那样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被目光短浅的家伙排挤了”。最可能的历史真相是三者的结合：他的”亲华莱士”立场加上美共内部的路线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结果。
讽刺的是，接替他担任《工人日报》主编的John Gates也反对苏联体制，但是人家在1958年光明正大地退党，和白劳德合作搞工会斗争去了。
而当我们深入分析他所谓的”正确路线”——即支持华莱士”美苏平分世界”的地缘政治主张时，他”为理想破灭而叛变”的整个叙事也变得令人怀疑。因为这种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与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不符的现实主义策略。
即使我们完全采信他的自我叙述，我们也会发现，他自己的观点明显是更务实主义的，一个真心信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人，是不会认同这种”和平”方案的。如果以苏联作为参照系，这就是一种地缘利益优先、国家利益优先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而支持苏联完全退出美洲，是将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美共的革命事业之上，这将会给美共造成巨大的打击，福斯特派系批判他是完全合理的。
而如果以美共为参照系，也就是说我们假设他还考虑了美共的政治利益，那这就是阶级合作的白劳德主义，放弃阶级斗争，与国内的自由派候选人合作，走议会路线。因此，福斯特派系攻击他是”白劳德分子”并非完全莫须有的借口，而是一定程度上对他观点的精准描述。
因此，综合所有信息来看，莫里斯所谓的”理想”本身，其真实性极其可疑。它更像是莫里斯自己构建的一个政治叙事，他在FBI面前宣称自己”理想破灭”，是为了塑造一个”不能用金钱收买”的、”高贵”的理想主义者，从而让FBI更尊重他、信任他、抬高自己的价值、获得巨大的利益。
而弗雷曼则一眼看穿了他——金钱”对他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他们认为，莫里斯本质上就是一个将现实利益置于任何”理想”之上的政治投机分子。
我们上面所引用的，《SOLO行动》这本书所讲述的时间线是这样的：弗雷曼先通过FBI组织了一个”顶级医疗团队”在梅奥诊所给莫里斯治病，然后他们开始思考怎么解释医疗费的来源。这时候莫里斯的弟弟杰克·蔡尔兹提出可以搞一个募捐，他的发言中用的全都是will，这说明募捐完全发生在莫里斯和杰克叛变之后，是为了解释钱的来源而进行的 (Barron, 1997)。
那么，这次募捐到底有没有人捐钱呢？不知道。书里根本没说。接下来这本书就直接跳到了莫里斯重返美共的阶段 (Barron, 1997)。巴伦完全没有提及”美共到底给没给莫里斯捐钱”，但是却引用了杰克那句刻薄的”预测”，这个反差其实让人觉得很奇怪。
我能想到两种可能的解释：
假说一・突出重点：因为这个故事的核心，不是一场募捐活动，而是一次心理操纵和情报行动。作者巴伦想向读者展示的，是蔡尔兹兄弟和FBI如何巧妙地解释和掩盖了医疗费来源这个棘手问题，以及借助”募捐”这个道德高地的名义重新对党内进行渗透。不论美共的同志们有没有捐款，捐了多少，都不影响这件事本身，真实的捐款数额是一个对故事主旨没有影响的”噪音”，作者选择将其过滤掉，以保持叙事的连贯性和清晰度。
假说二・掩盖历史：或许实际上大家捐了很多，所以FBI方面才不得不故意省略这个结果。如果不把它省略掉，莫里斯的背叛行为显得极为忘恩负义，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SOLO”行动》是作者巴伦在与FBI的合作下完成的，其根本立场是赞美这次行动的。作者引用杰克那句刻薄的”预测”，可能恰恰是一种叙事诡计。通过展示杰克”预言”大家不会捐钱，来暗示读者”事实就是如此”，从而巧妙地掩盖了其实大家很慷慨的真相。如果美共内部真的对莫里斯冷漠凉薄，没有人给他捐钱，那么巴伦和FBI一定会将这件事添油加醋地详细描述出来。
书中也提到，捐款不仅仅是为了掩盖梅奥诊所的医疗费，也是他们和美共恢复关系的借口。他们的”恢复关系”当然不是和几个芝加哥的普通党员喝咖啡，而是需要重新进入党的核心圈。这意味着他们募捐的对象不仅仅是基层党员，很可能是以高层为重点。
而莫里斯在返回美共的第一次接头时，主动向菲利普·巴特”感谢”了同志们的捐款 (Barron, 1997)。
The man awaiting him there was Phillip Bart, who had been organizational secretary and chief security officer of the party, and who now was a leader of the underground. He welcomed Morris as an old friend and began an interrogation to ascertain if what Jack said about his recovery was true and whether Morris was bitter about being deposed as editor.
在房间里等他的人是菲利普·巴特，他曾是党的组织书记兼首席安全官，现在是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像老朋友一样欢迎莫里斯，并开始了一场盘问，以确定杰克关于他康复的说法是否属实，以及莫里斯是否对被免去编辑职务心怀怨恨。
Morris said that though he had not fully regained his strength and stamina, doctors assured him that he would and he felt good. He was also grateful for the donations that made possible his treatment at the Mayo Clinic. Certainly, he harbored no ill will toward the party. Because of his health, he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continued working at the paper. Besides, there was no room in the party for pettiness.
莫里斯说，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恢复体力和耐力，但医生向他保证他会康复的，而且他感觉很好。他也对那些使他在梅奥诊所的治疗成为可能的捐助表示感谢。当然，他对党没有任何恶意。因为健康原因，他当时不可能继续在报社工作。此外，党内没有容得下小家子气的地方。
这或许是一个暗示他们捐了款的证据，因为美共高层自己当然很清楚自己捐没捐。如果去感谢一件根本就完全没发生过的事，无异于当场自曝。如果美共完全没有给莫里斯捐款，他们可能考虑到党的舆论形象而无法公开否认，但是私下里必然会将莫里斯这个满嘴谎言的人列入不受信任的人物。
因此我认为，募捐这件事应当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发生过，美共的成员们捐了一笔足以让故事变得可信的钱。这笔钱的数额我们不得而知，但它一定不是零，也不能是几十美元这种让人感觉荒谬的数字。
并且，档案显示，杰克透露了一些关于为莫里斯捐款的消息之后，美共芝加哥第八区的财务书记莱昂·卡岑来联系了他们，他作为财务书记来负责捐款是很合理的。他在谈话过程中，鼓励了莫里斯去梅奥诊所治病，希望他快点好起来，而且提到了纽约的一些党员愿意提供帮助。这一次会面中，莱昂跟莫里斯”请教了很多组织和政治问题”，这表明莫里斯在党内的声望和影响力依然存在。莱昂还说，当时美共内部还有其他人在生病，这里提到的例如弗兰克·穆奇，他曾经当过美共的伊利诺伊州泰勒斯普林斯市议员，得了一种罕见病，后来在1954年去世了，这说明当时美共一直在关注生病的党员的情况 (FBI, 1952/2016: vol 1, pp. 62)。
这份文件虽然同样没有提及美共是否真的为莫里斯提供了捐款，但是它说明美共对于莫里斯的病情一直保持关切，并且鼓励了莫里斯去梅奥诊所治病。
另一个证据是，在莫里斯”脱党”期间，美共的党员医生，所罗门·珀尔曼医生一直在持续为他治病 (FBI, 1952/2016: vol 1, pp. 25)。
It was agreed that for security reasons an abrupt break with the informant’s present Party physician, Dr. SOLOMON PEARLMAN, should be avoided. It was felt that at the proper time, in perhaps a month or two. the informant can lay a proper foundation with PEARLMAN to bring in a new non-Party heart specialist.
双方同意，出于安全原因，应避免与线人目前的党员医生，所罗门·珀尔曼医生（Dr. Solomon Pearlman）突然断绝关系。双方感觉，在适当的时候，也许一两个月后，线人可以与珀尔曼打下适当的基础，以便引入一位新的非党员心脏病专家。
这份文件显示，一位名叫所罗门·珀尔曼的美共党员、医生一直在为莫里斯治病，他在1950年给莫里斯治疗了心肌梗死 (FBI, 1959/2016: vol 21, pp. 8)：
CG 5824-S* first entered Mayo Clinic on July 9, 1952. He has clinic number 1-869-157. He stated he was afflicted with TB at 16 years of age, with recurrence at the age of 17. He was confined at the Winfield Sanitarium, Winfield, Illinois (dates unknown). In 1948 he had a coronary occlusion; was treated by Dr. AARON, New York City. In 1950 he had a coronary infraction; treated by Dr. S. PEARLMAN, 30 North Michigan Avenue, Chicago.
线报人员 CG 5824-S* 于 1952 年 7 月 9 日首次进入梅奥诊所（Mayo Clinic）。他的诊所编号为 1-869-157。据其自述，他在 16 岁时患有肺结核（TB），并在 17 岁时复发；曾被隔离在伊利诺伊州温菲尔德的温菲尔德疗养院（日期不明）。1948 年，他曾患有冠状动脉阻塞，由纽约市的亚伦医生（Dr. AARON）治疗。1950 年，他曾患有冠状动脉梗死；由芝加哥北密歇根大道 30 号的 S·珀尔曼医生（Dr. S. PEARLMAN）治疗。
而以下信息则显示，双方保持的是组织上的联系，而不是简单的医患联系：
The informant additionally maintains his regular contact with Dr. SOLOMON PEARLMAN, Communist Party doctor in the Chicago area, with MILTON and SUE COHEN, leading Hyde Park Communists, and with PHILLIP KOSSOFF, Communist Party Professional Organizer. District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is obtained from these sources, who are among the best informed persons in the district. The informant can at any time enlarge his contacts; however, at this time it has been agreed that such practice might be constru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s a violation of security regulations.
此外，线人还与芝加哥地区的共产党医生所罗门·珀尔曼医生（Dr. Solomon Pearlman）、海德公园区的领导共产党员米尔顿（Milton）和苏·科恩（Sue Cohen）、以及共产党职业组织者菲利普·科索夫（Phillp Kossoff）保持着定期联系。地区组织信息就是从这些来源获取的，他们是该地区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之一。线人可以随时扩大其联系范围；然而，目前双方已同意，这种做法可能会被共产党视为违反安全规定。 (FBI, 1953/2016: vol 4, pp. 14)
Doctor SOLOMON PEARLMAN, CP doctor in the Chicago area, contacted the informant on October 19, 1953, in connection with his more or less regular professional visits to the informant’s residence. During the conversation, PEARLMAN spoke of the reactions of several of his doctor and professional friends to the Bureau’s interviews. He also told the informant that LEON KATZEN, underground CP District No. 8 Financial Secretary, is now completely underground. He made the comment that the only reason why there have not been arrests of the CP District No. 8 leadership is that the FBI is unable to locate CLAUDE LIGHTFOOT.
芝加哥地区的共产党医生所罗门·珀尔曼医生于1953年10月19日联系了线人，涉及后者到线人住所的一次非例行专业探访。在交谈中，珀尔曼谈及了他几位医生和专业朋友们对局方面谈的反应。他还告诉线人，地下党的第八区财务书记莱昂·卡岑（Leon Katzen）现在已完全转入地下。他评论说，第八区领导层之所以至今未被逮捕，唯一的原因是FBI无法找到克劳德·莱特福特（Claude Lightfoot）。(FBI, 1953/2016: vol 5, pp. 65)
这两份文件里，给珀尔曼医生的头衔都是”芝加哥地区的共产党医生”，这说明珀尔曼医生很可能在党内承担的就是医生的工作，尤其是帮助那些正在被通缉的、没办法去医院看病的党员看病。而不是一位刚好是党员的医生。
第一段文字提到”扩大联系范围……违反安全规定”，这隐含地意味着当前的联络范围并不违反安全规定，也就是说他们之间交流情报是符合组织规定的。
第二段文字中professional，专业的这个单词我认为在这里指的就是医疗，professional这个单词在很多场景下特指医疗或法律类业务。也就是说，珀尔曼医生给莫里斯看病的时候，跟他讨论了党内的情况，包括自己和另外几个人被FBI请喝茶了，还和莫里斯说了那些转入地下的领导人的情况。
我认为，这充分证明，珀尔曼医生与莫里斯保持着组织上的关系，是美共派珀尔曼医生定期来给莫里斯看病，他在看病时向莫里斯通报了党内最新的情况，然后莫里斯把这些情报全部卖给了FBI。而不可能是莫里斯去医院看病，刚好发现医生是原来认识的人：”哇！这不是珀尔曼同志吗？好巧啊，原来你在这家医院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珀尔曼医生不可能跟一位已经脱党的、与自己之间只存在医患关系的前党员讨论这么多敏感的事情，这明显违反了党的纪律。
那么，我们还有更多关于这位珀尔曼医生的信息吗？
我确实查到了一位同样名为所罗门·L·珀尔曼的医生在《芝加哥大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老年疾病的文章，里面讨论了心脏病、血液疾病、胃病等老年疾病的治疗，这说明这位珀尔曼医生是一位懂心脏病治疗的内科医生，这和美共的珀尔曼医生为莫里斯治疗心脏病的情况是符合的。文章发表于1953年，美共的珀尔曼医生也在这段时间内活动 (Pearlman, 1953)。
文章中的作者介绍栏显示，他1932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在迈克尔·里斯医院（Michael Reese Hospital）行医，在芝加哥医学院（The Chicago Medical School）担任临床讲师（Clinical Instructor） (Pearlman, 1953)。这与美共的珀尔曼医生在芝加哥活动也是符合的。
我还查到了在玛格利·J·麦克（Mack，1954）撰写的一篇论文也提到了这位珀尔曼医生的工作，并且明确提到了他是一位内科专家（Specialist in Internal Medicine），这同样与美共的那位珀尔曼医生为莫里斯诊治心脏病的情况符合。
最决定性的证据是FBI在2024年刚刚解密的一份八千多页的文件《共产党在种族事务中的影响》（Communist Influence In Racial Matters），其中记录了FBI在1965年对他们的孩子迈克尔·D·珀尔曼（Michael D. Pearlman）的监视记录，这里还提及了Jackson Police Department，”杰克逊警察局”在”种族事务”的语境下，会立刻让人联想起自由乘车运动（Freedom Riders）以及更广泛的民权运动，这位迈克尔·D·珀尔曼很可能参与了这些活动 (FBI, 1965/2024)。
JN T-24 advised on February 5, 1954, that Dr. SOLOMON PEARLMAN was of that date a Communist Party doctor. Informant advised on February 11, 1954, that although he could not state of his own knowledge that Dr. SOLOMON PEARLMAN was of that date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t was his, the informant’s opinion, that PEARLMAN was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was currently assisting both the open and underground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on a professional basis.
Informant advised on June 19, 1954, that recently he had learned that SOLOMON PEARLMAN had virtually been given an ultimatum not only to get back into the Communist Party, but to get back in the open as a Communist member. This informant advised on October 7, 1955, that it was his opinion that as of that date, SOLOMON PEARLMAN was not a current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n June 5, 1952, informant advised he was not sure whether or not MARGARET PEARLMAN was in the Communist Party, but related that she is undoubtedly influenced by the activities of her husband.
JN T-24号线人于1954年2月5日告知，所罗门·珀尔曼医生在该日是一名共产党医生。
线人于1954年2月11日告知，尽管他无法凭亲身了解来断言所罗门·珀尔曼医生在该日是共产党员，但他（线人）认为，珀尔曼是共产党员，并且当时正在专业基础上援助公开和地下的共产党领导层（S）。
线人于1954年6月18日告知，他最近得知所罗门·珀尔曼实际上收到了最后通牒，不仅要他回到共产党内，还要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公开地回归。线人于1955年10月7日告知，他认为，截至该日，所罗门·珀尔曼已不是共产党的在册成员（S）。
于1952年6月5日，线人告知他不能确定玛格丽特·珀尔曼是否在共产党内，但叙述说他毫无疑问受到了他丈夫活动的影响（S）。
这份文件确认了，美共的珀尔曼医生的妻子名叫玛格丽特，与芝加哥大学的珀尔曼医生完全相同。
基于他们的姓名相同、配偶姓名相同、都在1953-1954年生活在芝加哥，且专业均为内科，并且有心脏病方面的经验，我们有很高的把握推断他们是同一个人，他的公开身份是迈克尔·里斯医院的医生和芝加哥医学院的老师，而地下身份则是美国共产党的成员和医生，在共产党内从事医疗工作。他工作的迈克尔·里斯医院是一家大型研究和教学医院，是芝加哥历史最悠久、最大的医院，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什么随便一个小医生，很可能是当时在芝加哥为美共服务的最好的医生之一。
而这样一位重要的党员，却在1954年底收到了来自美共的”最后通牒（ultimatum）”，要求他公开党员身份。在麦卡锡主义高压下，”公开共产党员身份”无异于将自己的职业生涯、社会地位乃至人身安全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于是，珀尔曼医生拒绝了美共的要求，在1955年退出了美共。
像珀尔曼医生这样拥有专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知识分子，是美共在社会中重要的”软实力”力量，他们作为地下党员能够发挥的作用远大于作为公开的党员。强迫他们在个人生活和组织忠诚之间做出一个不可能的选择，最终只会将这些宝贵的人才逼走。而且这种内部整肃加剧了党内的猜疑和恐惧，让美共更迅速地崩溃了。
那么，是否有可能是莫里斯担心珀尔曼医生日后会发现自己心脏病治疗过程中的疑点，为了”解决”这个安全隐患而在党内整肃时将珀尔曼医生清除了出去呢？这种猜测尽管缺乏足以一锤定音的证据，但并非完全的有罪推定，尤其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FBI和莫里斯从一开始就将珀尔曼医生视为一个必须处理的长期风险 (FBI, 1952/2016: vol 1, pp. 25)。
在8月份，珀尔曼医生有一次跟莫里斯说，最近FBI请了很多党员医生喝茶，他有预感，自己就是下一个，然后他说，”我准备好了拒绝谈话，会快速地把FBI甩掉” (FBI, 1953/2016: vol 4, pp. 109)。
On August 17, 1953, informant was visited by Dr. SOLOMON PEARLMAN, CP doctor at Chicago. PEARLMAN confidentially told the informant that his in-laws, BERNARD and SOPHIE FELDMAN, presently underground, were in Chicago during the past week and that after a family get together at the PEARLMAN residence the FELDMANS left immediately. PEARLMAN indicated that he was surprized to see them and he was not aware of their present location. PEARLMAN told the informant that the Bureau had been interviewing Party doctors and that he thought he was next on the Bureau’s list. He told the informant that he was prepared to refuse to talk to the Bureau and that he would get rid of the FBI in a hurry. He told the informant that to his knowledge, two Party doctors had already been interviewed and identified these doctors and told the informant about their reactions to the Bureau’s approaches.
1953年8月17日，线人受到了芝加哥的党员医生所罗门·珀尔曼医生的探访。珀尔曼私下告诉线人，他的姻亲，目前处于地下的伯纳德和索菲·费尔德曼，在过去一周曾到过芝加哥，并在珀尔曼住所的一次家庭聚会后立即离开了。珀尔曼表示他对见到他们感到惊讶，并且不知道他们目前的所在地。珀尔曼告诉线人，局方一直在约谈党员医生，他认为自己是局方名单上的下一个。他告诉线人，他已准备好拒绝与局方谈话，并且会很快地把FBI甩掉。他告诉线人，据他所知，已有两名党员医生被约谈，并指认了这两位医生，还告诉了线人他们对局方接触的反应。
1953年的这份文件显示，珀尔曼医生在给莫里斯看病、甚至是在他家做客的时候对他推心置腹。医生把他当成值得信赖的”老同志”，向他讲述自己的家人（同时也是处于地下的美共干部）的私事，倾诉自己对FBI调查的恐惧。莫里斯转头就把这些家事和恐惧报告给了FBI，把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温情（医生对家人的担忧、对病人的关照）全部变成了呈堂证供，让FBI知道这个医生的心理防线在哪里。
在另一次谈话中，珀尔曼医生在平衡组织的任务和个人工作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美共把很多人送去给他治疗，这妨碍了他自己的工作——所以，他去找了莫里斯来给他提供建议。莫里斯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讽刺的”建议”：你怎么能给黑人免费治病呢？你得跟他们收钱啊！
莫里斯说，按照美共的规定，党员医生给党内的病人治病，可以正常收费，也可以免费。如果免费，那么病人应该把诊疗费捐给美共。莫里斯告诉珀尔曼医生说，这些黑人党员没有给你付钱，也没有把钱交给党组织，所以你以后给他们治病的时候就得问他们要钱。然后莫里斯就跟FBI汇报，说这个人目前对党组织不满，或许可以策反 (FBI, 1953/2016: vol 5, pp. 151)。
On December 2, 1953, the informant had personal contacts with Dr. SAUL PEARLMAN, Communist Party doctor in the Chicago area. PEARLMAN told the informant that he is thinking of giving up his southside offices and of concentrating on his downtown office. The informant, in commenting on these remarks, has advised that PEARLMAN is having difficulty with Negro clientele sent to him by the Party and is troubled relative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this will interfere with his professional reputation and is thinking seriously about the Party himself. This matter is being closely followed by this office and at an appropriate time an interview with PEARLMAN is contemplated.
Continuing with the discussion had with PEARLMAN, the informant advised that the discussion passed on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Party and particularly to certain individuals in the Party underground, including BERNIE and SOPHIE FELDMAN, in-laws of Dr. PEARLMAN.
PEARLMAN,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nt, appeared to be troubled concerning these individuals and made the remark that no one on his wife’s side of the family knows where the FELDMANS are or what tasks they are assigned to.
The informant also mentioned that PEARLMAN indirectly referred to the fact that he continues to see LEON KATZEN, Communist Party District No. 8 Underground Financial Secretary, and talks to him from time to time.
PEARLMAN, like many other comrades in the district who have been in the movement for many years,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nt, is troubled and seeks the advice of the informa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bove described conversation, the informant told PEARLMAN to charge fees to the Negro clients because the Negro clients do not turn over the money that they supposedly are to turn over when PEARLMAN renders them free professional service. The informant explained that Party rules on Party doctors permit the doctors to accept fees from clients referred to them by the Party and/or to give gratis treatment to comrades provided they agree to turn over the stipulated service charge to the Party.
1953年12月2日，线人与芝加哥地区的共产党医生扫罗·珀尔曼医生（Dr. Saul Pearlman，原文很可能是打错字了）进行了个人接触。珀尔曼告诉线人，他正考虑放弃他南区的办公室，而专注于他市中心的办公室。线人在评论这些话时告知，珀尔曼在处理党派给他的黑人客户方面遇到了困难，并对自己此举可能干扰其专业声誉的可能性感到困扰，并且他本人正在认真思考关于党的事情。本局正在密切关注此事，并正在考虑在适当的时候与珀尔曼进行一次约谈。
在与珀尔曼继续讨论时，线人告知，讨论转向了党的运作，特别是党内地下组织的某些个人，包括伯尼和索菲·费尔德曼（Bernie and Sophie Feldman），他们是珀尔曼医生的姻亲。
根据线人的说法，珀尔曼似乎对这些人的状况感到困扰，并评论说，他妻子那边的家人没人知道费尔德曼夫妇现在何处，或被指派了什么任务。
线人还提到，珀尔曼间接提及他仍与共产党第八区地下财务书记莱昂·卡岑不时见面的事实。
根据线人的说法，珀尔曼像许多在该区参与运动多年的同志一样，感到困扰并寻求线人的建议。在上述谈话中，线人告诉珀尔曼，要向黑人病人收费，因为当珀尔曼为他们提供免费专业服务时，那些黑人病人并没有按规定上交本应上交的费用。线人解释说，根据党对党员医生的规定，医生们被允许接受由党转介来的病人的费用，和/或向同志们提供免费治疗，前提是他们同意将规定的服务费上交给党。
12月16日，莫里斯跟珀尔曼医生谈话，试图引导他与党决裂 (FBI, 1953/2016: vol 5, pp. 169)；12月26号，莫里斯又和珀尔曼医生谈话，试图引导他质疑党的意识形态 (FBI, 1953/2016: vol 5, pp. 173)。
On December 16, 1953, the informant saw Dr. SAUL PEARLMAN, Party doctor in Chicago, and had a lengthy personal discussion with him. The informant had previously advised that PEARLMAN has given certain indications that he might be breaking with the Party ideologically and that the discussion the informant had with PEARLMAN on that date was intended to cause PEARLMAN to do added thinking on this matter without in any way jeopardizing the security of the informant. During the discussion, PEARLMAN again told the informant that he sees LEON KATZEN, District Number Eight underground Financial Secretary, from time to time. He also told the informant that FRANK MUCCI, former District Number Eight underground leader who is now seriously ill, was still in the hospital and that his condition is considered serious.
1953年12月16日，线人见到了芝加哥的党员医生扫罗·珀尔曼医生，并与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个人讨论。线人此前曾告知，珀尔曼已显示出某些迹象，表明他可能在思想上与党决裂，而线人与珀尔曼在该日的讨论，其意图在于促使珀尔曼就此事进行更多的思考，同时不以任何方式危及线人的安全。在讨论中，珀尔曼再次告诉线人，他不时会见到第八区地下财务书记莱昂·卡岑。他还告诉线人，前第八区地下领导人弗兰克·穆奇现已病重，仍在医院，且情况被认为很严重。
On December 26, 1953, the informant again saw Dr. SAUL PEARLMAN, CP doctor, and had a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with PEARLMAN. The informant’s over-all plan in this regard is to cause PEARLMAN, an intelligent individual, to begin to question the Party ideology in order that an interview by the Bureau might be set up.
1953年12月26日，线人再次见到了党员医生扫罗·珀尔曼医生，并与珀尔曼进行了一场哲学讨论。线人在此方面的总体计划是，促使珀尔曼这位有才智的人士，开始质疑党的意识形态，以便为局方安排一次约谈做好铺垫。
那么，FBI和他谈话的结果是什么呢？不知道，我目前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但是有几个侧面证据：FBI目前公布的莫里斯档案只到1954年3月29日第5卷为止，然后直接跳跃到了1958年第20卷。关于珀尔曼医生被要求公开身份然后退党的时间节点是我们从另一份独立的解密档案（《共产党在种族事务中的影响》Communist Influence In Racial Matters）中看到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莫里斯在1954下半年和1955年到底对珀尔曼医生做了什么。而珀尔曼医生收到要求他公开身份的最后通牒是1954年6月18日，他在1955年正式退党。我认为这个时间上的接近并不是巧合。没有信息本身就是一种信息。
他很可能是尝试策反珀尔曼医生失败，所以莫里斯不得不操纵党组织来逼走他。因为珀尔曼医生知道太多关于莫里斯的事情了：莫里斯去梅奥诊所治病的疑点、莫里斯给自己提供与党的宗旨不符的种族歧视建议、莫里斯跟自己谈话的时候引导自己质疑党的意识形态，然后FBI来尝试策反自己。
所以，必须要在他把这一切串起来之前彻底切断他与党组织的联系。莫里斯就利用自己当时在党内已经恢复的影响力，可能是以排除间谍为名，要么直接要么间接地策划了针对珀尔曼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以公开党员的身份活动。珀尔曼医生拒绝，并且退党。
另外，《SOLO行动》这本书中完全没有提及珀尔曼医生，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他拒绝了FBI的证据。那本书中提到的在莫里斯生病的时候帮助他的人，例如莫里斯的弟弟杰克和Sonny Schlossberg，都在后来加入了FBI的行动，而珀尔曼医生却没有在这本书中被提到。考虑到他是莫里斯的主治医生和党内联络人，莫里斯与他纠缠的”戏份”如此之多，这种完全消失明显不合理。
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SOLO”行动》是作者巴伦在与FBI的合作下完成的，其根本立场是赞美这次行动的，而且在一些方面（例如莫里斯与FBI的关系）存在确证的刻意美化。因此，省略珀尔曼医生这一”受害者”或”被清洗者”，或许是为了维护莫里斯的道德形象（隐瞒对莫里斯有救命之恩的医生被构陷的历史），并且避免读者发现美共内部其实有温情的一面（在莫里斯已经作为”白劳德分子”脱党的情况下，派党员医生给莫里斯治病，并且将他从心肌梗死的死亡线上拖了回来）。这种”经过编辑的沉默”不仅是掩饰，更是证明了珀尔曼医生对于莫里斯的故事来说是一个”难以处理的污点”，从而侧面印证了莫里斯对他可能有亏欠或加害行为。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珀尔曼医生退党事件关键时间线：
1952年4月28日：在莫里斯与FBI一致同意，他当时的党员医生所罗门·珀尔曼是一个需要处理的安全风险。
1953年8月17日：他向他信任的”同志”莫里斯明确表示，自己已”准备好拒绝与局方谈话”，并且会很快把FBI打发走。（这一表态向莫里斯和FBI证明了珀尔曼医生是一个忠诚的、无法被直接策反的”硬骨头”，使他从一个”待处理的风险”升级为一个必须被清除的、主动的安全威胁。）
1953年12月：在16日及26日的多次会谈中，他主动与珀尔曼进行”哲学讨论”，其在FBI报告中明确记载的意图是”促使珀尔曼……开始质疑党的意识形态”。
1954年3月29日：FBI档案解密范围结束。
1954年6月18日：莫里斯汇报，珀尔曼医生已收到了来自共产党的”最后通牒”，要求他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强烈怀疑这是莫里斯利用自己的党内权力主导的行动。）
1955年10月7日：截至该日，所罗门·珀尔曼医生已不再是共产党的在册成员。
1958年：FBI档案解密范围恢复。
1954年初到6月，莫里斯做了什么？虽然档案没了，但连接”莫里斯想解决这个隐患”和”隐患真的神奇地被解决了”之间的逻辑链条，唯一的合理填空就是莫里斯采取了行动。既然软性手段（谈话、拉拢）失效了，而结果（退党）发生了，且过程被国家机器（FBI）抹去了，那么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采取了”肮脏手段”（即构陷或利用组织程序逼迫）。这解释了所有已知事实。否则，我们就需要假设：美共高层在这个时间点突然决定要求珀尔曼医生公开身份，与莫里斯无关，而FBI恰好在这个时间点丢失了档案，且官方传记的作者Barron恰好忘了写这个人。前者显然更加合理，如果事实真相是后者，那么官方传记完全可以写”陷入阶级斗争叙事的疯狂的美共领导层迫害了对莫里斯有救命之恩的医生”。
而且，莫里斯很可能在1954年4月到1958年之间做了一些更加无耻，即使冷战结束30多年后FBI也依然不能或不愿意解密的事情，并且包含了怎么搞颠覆，怎么散播谣言、制造矛盾、假传消息、挑拨离间的内容，这些手段FBI至今仍然在使用，所以无法公开。
带着这样的分析，我们再回去看那个”你得跟黑人收钱”的故事，就会发现，莫里斯提出的建议肤浅地令人感觉可笑。作为共产党人，他应该分析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黑人在美国的经济状况总体上比白人差，他们可能确实没有钱了；或者是不是党最近在种族问题上的政策有问题，是不是失去了黑人党员的信任。如果是前者，那或许可以制定一些对困难党员免除医药费的政策，由党组织来给医生提供一些补助，如果是后者，美共就应该调整自己的种族政策和工作方式。
而莫里斯给出的建议”你得跟黑人收钱”明显就是冲着在美共内部挑拨种族矛盾去的，他不是在解决问题，他是在制造问题，他故意将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组织工作问题，扭曲成一个简单的”黑人在占你便宜”的种族问题。
而且，这些人真的没有交钱吗？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黑人病人不付钱”这件事是真的。考虑到莫里斯试图瓦解珀尔曼对党组织的信任的明确意图，这件事也有可能就是由他本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因为他本人是负责财务工作的，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格外可信。
莫里斯的这个建议，听起来肤浅得可笑，但这正是其险恶之处。他不是一个”不合格的共产党领导人”，而是一个顶级的FBI反情报心理战专家。他成功地将一个可能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包装成了一个带有种族偏见的、意图摧毁一个理想主义者信念的武器。
而珀尔曼医生的孩子在10年后南下参与争取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足以证明莫里斯的心理战失败了，他从内部蛀空了美国共产党，但是那些离开的理想主义者把希望的种子带到了每一片广阔的原野上。
本文通过历史文献细读重新评估了关于莫里斯·蔡尔兹和SOLO行动的传统叙事，主要提出了五点反驳。其中，”莫里斯和FBI的关系实际上是互相利用”和”莫里斯关于自己脱党原因的叙述是一种自我美化”是确证的，”美共在莫里斯生病期间没有抛弃他”是相对而言可信的。”美共给莫里斯捐款”和”莫里斯主动逼走了珀尔曼医生”是基于历史证据的推论，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是错的，但在没有新档案解密（例如1954-1958年的卷宗重见天日）之前，它们确实不能被视为确凿的历史定论。即使他逼迫珀尔曼医生退党是我们推测的和不确定的，但他挑拨医生和黑人病人的关系以及帮助FBI监视医生和他的妻子、妻子的娘家人（Feldman夫妇）和儿子迈克尔确是事实。这些分析让我们看到，当莫里斯·蔡尔兹被剥去了”冷战英雄”和”FBI超级王牌”的光环，回归到一个具体的”人”的维度时，他的行为在世俗道德层面上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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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ed sex/gender at birth” (ASAB/AGAB in below) lacks inclusivity for intersex individuals, overlooking their unique social gendering experiences, such as undergoing medical “reassignment” and drastic changes in upbringing at some point during childhood or adolescence.
Philosophically, it is idealistic and mechanistic, overemphasizing an initial assignment over ongoing processes, attempting to deny the role of material basis in social life and long-term, continuous gender interactions. We propose two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a more inclusive definition of “phenotypic sex”1 which includes intersex people and “all formally assigned genders (AFAG),” and compare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Let’s start with a basic thought experiment. There is an intersex child whose external genitalia more closely resembles a male. At birth, in a hospital with a high level of medical expertise, doctors noticed ambiguities in the external genitalia. After performing karyotype analysis and PCR, they “assigned” the child as female and advised the parents to consider genital reconstruction surgery when the child was older. The parents being highly irresponsible and finding it troublesome, abandoned the child. The child was then found by a couple with a lower level of education and was raised as a boy. Theoretically, this child’s ASAB/AGAB is female, but this assignment has no bearing on the child’s entire life. If this child grows up and identifies as female, according to current mainstream definitions, this child would be a cisgender woman. This is clearly absurd, as their experience is vas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 cisgender woman.
This illustrates two points:
Although this thought experiment is extreme, involving highly skilled doctors, irresponsible biological parents, and less educated adoptive parents. There are less extreme but more common cases in reality.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s, ASAB/AGAB had some impact on the child’s early development, but subsequent experiences were equally or more important.
Many intersex individuals undergo medical “reassignment” at some point during childhood or adolescence.2 Some parents with strong stereotypes may immediately make a 180-degree turn in their raising methods. For example, I read a story by a patient with Persistent Müllerian Duct Syndrome (PMDS). After being reassigned as female, their parents immediately bought them dresses and bras, told them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appearance, deportment, and posture to avoid indecent exposure, and forbade them from playing with “boys’ toys” (though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 author self-identifies as female in adulthood). This would not happen in the lives of typical “phenotypic males” or “phenotypic females” (even if they identify as transgender). For them, their phenotypic sex and assigned sex are completely consistent (it’s hard for them not to be, barring extreme medical errors) and will not be “reassigned” during their lives.
For intersex people, labels such as “AGAB to Identify” (e.g., MtF) cannot fully encapsulate their experiences of interacting with and resisting externally imposed gender roles. This also differs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with “typical phenotypic sex” who share the same label (e.g., a typical MtF).
Therefore, ASAB/AGAB erases the unique experiences of intersex people. It attempts to categorize the patterns of a child’s social gendering into two typical phenotypic sexes (most medical systems only offer male and female options for sex assignment), ignoring the experiences of children whose gender roles and expectations undergo drastic shifts during their development. Consequently, the so-called ASAB/AGAB replicates the power framework it intended to oppose using a new discursive system; it is, in fact, gender binarism and “typical sex hegemonism” (a term I coined).
Furthermore, when we interact with others daily, no one asks them to show identification to see their legal ASAB/AGAB. We merely judge their sex or gender based on their physical and social appearance. In other words, we are constantly performing such “reassignment” on others. Moreover, to some extent, this “daily assignment” we perform also influences the gender experiences of others (especially children). Both medical “reassignment” and our “daily assignment” can lead to unique experiences for individuals that cannot be encapsulated by ASAB/AGAB. Indeed, this ongoing “daily assignment,” based on perceived social cues, can be seen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broader phenomenon often described as gender performativity, where gender is constituted through repeated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Philosophically, ASAB/AGAB has a rather bizarre and, for me, incomprehensible philosophical basis.
I believe it is primarily idealistic because it denies the role of phenotypic sex, or the phenotypic basis (material level), in the child’s social gendering process, reducing it instead to an “assignment”—in other words, a specific social activity (mental level). (Although phenotypic sex is also a social-constructed concept, it is relatively more “material” compared to ASAB/AGAB, encompassing many material 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 even if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organized into the concept of “phenotypic sex” through human mental activities.)
This view might have some reasonable aspects, as the ways of social gendering are diverse and cannot be fully represented by phenotypic sex (though it remains a very influential factor, as guardians cannot invent a gender role out of thin air and apply it to a child). I can understand what it intends to convey: transgender people are not denying their phenotypic sex but rather the externally imposed gender roles. The concern behind this viewpoint may be valid.
However, it further attempts to use an initial mental act to determine everything, bestowing upon it an absolute, ontological priority, and on this basis, it further negates all subsequent mental activities. It treats the initial mental act (ASAB/AGAB) as a static, unchanging, and ultimately decisive factor, disregarding the impact of all subsequent “mental activities” (such as medical and daily “reassignment”) on individual experiences. It places all subsequent mental activities under the absolute dominion of this “initial mental act.” It reduces a complex, dynamic, lifelong process of social gendering, and the individual’s reactions and interactions with this process, to a static, single-point, initial “label.”
This philosophical view is not comprehensible yet profoundly striking. I name it “mechanistic idealism.” To my knowledge, many idealistic philosophies (such as Hegel’s absolute idealism, Berkeley’s subjective idealism, etc.) incorporate change, development, dialectical movement, or agency. There are few idealistic philosophies that advocate for mechanism and dogmatism. Therefore, in my view, this is a rather atypical and anomalous philosophy, possessing a certain high degree of “intellectual originality.”
However, I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diversity of philosophical views is also a form of diversity. Neurons in the brain can connect to each other in any way. Although I oppose ASAB/AGAB I will respect their “mechanistic idealism” on a philosophical level.
Under my definition, transgender is essentially about the ego feeling discomfort with and resisting externally imposed “social gendering” patterns. The resistance can manifest in myriad ways, from overt political activism to deeply personal, internal acts of self-definition and emotional negotiation.
ASAB/AGAB itself is just a part of the “social gendering pattern.” The source of oppression is an externally imposed, artificially constructed social norm, not the word written on a birth certificate. This process is dynamic and diverse, rather than fixed and monolithic.
Under this definition, being transgender is not a passive, objectively existing state, but an individual’s non-conformity with and resistance to externally imposed rigid social norms, an active act of self-empowerment. It begins with the internal refusal to accept imposed norm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is leads to external action. This definition mentions the specificity of gender issues under the current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can attract broader support from those resisting oppression beyond gender issues by relying on a narrative of resistance.
However, this definition is too abstract and lacks operability in daily life. Nobody’s social gendering pattern can be completely the same with others. And what constitutes “discomfort”? What constitutes “resistance”? It is fundamentally undefinable and inapplicab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 models are wrong, but some are useful,” I believe “phenotypic sex” is a criterion that can better balance operability and accuracy. phenotypic sex is the primary factor determining how we are socially gendered; the way others perceive us depends on this material existence (at least under current social norms), and based on this, they further actively impose socialization patterns on us, including how elders raise us and how others interact with us, for both “typical phenotypic sex” individuals and intersex people.
Phenotypic sex includes not only male and female (typical phenotypic sexes) but also intersex people. Intersex people can even be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all of whom may have experiences different from typical males and females. We should acknowledge XtM, XtF, XtX cases (where the first X represents atypical phenotypic sex), and can even extend this to, for example, KtM (Klinefelter syndrome identifying as male), TtF (Turner syndrome identifying as female), 5tQ (5-alpha-reductase deficiency identifying as queer), etc. (Of course, specific symbols can be negotiated and adjusted). At the same time, phenotypic sex also avoids the problem of “social gendering patterns” being too abstract and inoperable, thus being a good standard that combines accuracy, inclusivity, and operability.
Another useful “model” is an extension of ASAB/AGAB, incorporating all formally assigned genders: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are those whose gender identity does not align with at least one of their all formally assigned genders (AFAG). “Formal” refers to designations made in legal or medical documents and the gender role de facto used by guardians.
The value of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de facto use by guardians” lies in its pointing to an important social reality—the individual’s early social gendering experiences in the absence of formal documentation or when documentation conflicts with upbringing practices, like the one in our initial thought experiment where the child was not formally assigned male but was raised as male. It can also include stateless persons without documents. Even if it is challenging to quantify perfectly, acknowledging its existence is itself progress.
“At least one” emphasizes that if any formal assignment in an individual’s life does not align with their gender identity (meaning a social gendering pattern was once imposed in this way), they can be classified as transgender.
Although this definition omits “daily assignment,” which we previously suggested could also create unique social gendering experiences, omitting a factor with relatively less impact is reasonable for the sake of operability.
Under this definition, an individual’s gender identity need only be inconsistent with any one of their AFAG during their lifetime to meet the definition of transgender.
The expanded definition of phenotypic sex emphasizes the material reference point society uses when socially gendering an individual. Its advantage is the high inclusivity, accommodating any phenotypic sex, such as th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sex people we mentioned. Moreover, it points out that the social gendering process is mainly based on 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 reminding us to reflect on this practice. The disadvantage is that it might be misinterpreted by some as a degree of biological determinism if they deliberately ignore that “this is just a model.”
AFAB, All Formally Assigned Genders emphasizes that social gendering patterns are externally imposed and also highlights the continuity of this process throughout an individual’s life. However, its disadvantage is that it might be too simplistic for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sex people. If an individual is required to fill their AFAB on a document, should they list all of them? What if there is not enough space? Furthermore, “de facto used by guardians” lack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strict quantification or criteria. For example, does it count if parents dress their child in different gendered clothing on a whim one afternoon? In the future, we might develop more detailed sociological or psychological methods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such “de facto use.”
Which one to choose? Frankly, I do not know. Because both models are simplifications and generalizations of objective reality, not reality itself, they are only “useful” or not. The final adoption depends on consultation among all relevant parties, including the transgender community, medical professionals, psychologists, sociologists, policymakers, etc. I am merely conducting purely theoretical deductions and philosophical critiques, aiming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discussions in related fields. Specific applications and choices still await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practical testing, and I will not make any irresponsible predictions about this.
The author uses “phenotypic sex (male/female)” instead of “biological sex” to refer to the so-called conventional concept “biological sex.” Because the latter academically refers to the type of gametes in anisogamy, this definition is for the gametes themselves, not the individuals. For gametes, this is a recognized and strictly binary definition, and there is no third sex. 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intersex people can at most produce gametes of one sex. ↩
Generally, doctors choose the sex that has complete reproductive function and can produce functional gametes—provided, of course, that the child is medically fertile. Otherwise, many intersex individuals cannot achieve complete reproductive function through medical treatment. Among humans, the vast majority of intersex individuals are either fertile in only one sex or are infertile, rather than producing two types of functional gametes, the latter being extremely rare in humans. ↩
我们从一个很简单的思想实验开始。有个外生殖器更像男性的间性人小孩，出生的时候在某家医学水平很高的医院，医生发现了外生殖器的疑点，做了染色体核型检测和PCR之后将其“指定”为女性，并建议父母在孩子长大一点之后做外生殖器整形手术。父母非常不负责任，嫌麻烦，就把孩子丢掉了。然后被一对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夫妻捡走了，并且当作男孩抚养长大。理论上这个小孩的所谓的“出生时的指定性别”是女性，但是这个性别和孩子的整个人生都毫无关系。如果这个孩子长大后长大后自认为女性，那按照现在的主流定义标准，这个小孩就是顺性别女性。这显然是极为荒谬的，因为其经历显然与顺性别女性截然不同。
这说明两点：1.性别指定的方式是人为的，虽然一般而言的方法是外生殖器目视观察，但是理论上完全可以用核型、PCR测序来进行；2.后期的“性别指定”有可能压倒出生时的性别指定，成为孩子被抚养长大的那个社会性别。
虽然这个思想实验很极端，涉及到医学水平很高的医生、不负责任的亲生父母、文化水平低的养父母，但是我们现实中存在一些没有这么极端却更普遍的案例。在下面的案例中，“指定性别”在孩子成长的早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后续的其它经历也同样重要。
很多间性人在童年或少年的某个时间经历了医学上的“重新性别指定”1，有些刻板印象比较严重的父母会立刻将自己的教育方式180度大调头。比如我在知乎读过一个苗勒管永存综合征患者讲述的自己的故事，作者在被重新指定为女性后，父母立刻买了裙子和文胸，让作者要注意仪表仪态和姿势避免走光，不许再玩“男孩的玩具”（不过好消息是作者成年后自我认同为女性）。而这在典型的“生理男性”和“生理女性”的人生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他们自认是跨性别），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的生理性别和指定性别是完全一致的（除非出现非常极端的医疗失误，否则很难不一致），并且在人生中不会被“重新指定”。
对于间性人而言，“指定性别 to 认同性别”的标签（例如MtF）无法完全概括他们与外部强加的性别角色的互动和反抗的经历，这也与具有相同标签的“典型生理性别”跨性别人群（例如典型MtF）的经历不一样。
所以说，“出生指定性别”抹杀了间性人的独特经验，试图用两种典型生理性别（绝大多数医学体系内的性别指定只有男女两种选项）来概括孩子被社会性别化的模式，它忽略了那些在成长过程中性别角色和期望发生剧烈转变的孩子的经验。因此，所谓的“指定性别”使用新的话语体系复刻了它想要反对的权力框架，它实际上是性别二元主义和“典型生理性别霸权主义”（这是我发明的词）。
更进一步地讲，我们日常与别人交往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会让对方拿出证件看看他法律上的“指定性别”是什么，我们只是根据他的生理和社会上的外貌特征来判断他的性别而已。换句话说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对别人进行这样的“性别重新指定”。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们进行的这种日常“性别指定”也在对他人（尤其是对孩子们而言）的性别经验产生影响。不论是这种医学上的“重新性别指定”还是我们的“日常性别指定”，都有可能让个体产生无法被“出生指定性别”概括的独特经验。这种“日常性别指定”可以被认为是“性别表演”的一个侧面。
从哲学上讲，“出生指定性别”具有一种相当怪诞并且让我难以理解的哲学基础。
我认为它首先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否认生理性别或者说生物学基础（物质层面）在孩子的社会性别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而是将其归结为一个“指定”－－换句话说－－一次特定的社会活动（精神层面）。（尽管生理性别也具有很大的社会建构成分，但是与“指定性别”相比，它是相对而言更“物质”的，包含了很多物质性的表型特征，即使这些表型特征是通过人类的精神活动被组织为了“生理性别”的概念。）
这种观点或许有一定的合理层面，因为人被社会性别化的方式是多样的，不能被生理性别完全代表（但这仍然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因素，因为监护人显然不可能凭空想象一个性别角色并应用在孩子身上），我可以理解它想要表达什么：跨性别者不是在否定自己的生理性别，而是在否定外部强加的性别角色，这个观点背后的某种关切可能是有道理的。
但是，它竟然进一步地试图用一次初始的精神活动来决定一切，赋予它一种绝对的、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并基于它而进一步地否定后续的所有精神活动。它将初始的第一次精神活动（出生时指定性别）视为一种静态的、不变的、具有最终决定性的因素，而无视了后续的所有“精神活动”（如我们所说的“日常性别指定”等）对个体经历和体验的影响，将所有后续精神活动都置于这次“初始精神活动”的绝对支配之下。它将一个复杂的、动态的、持续一生的社会性别化过程，以及个体对此过程的反应和互动，都化约为一个静态的、单点的、初始的“标签”。
这是一种让我“看不懂但大受震撼”的哲学观，我将其命名为“机械唯心主义”。据我所知许多唯心主义哲学（如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等）包含变化、发展、辩证运动或精神层面的能动性，很少有主张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相当非典型和反常的哲学，具有某种高度的“智力独创性”。
不过我可以理解哲学观的多样性也是一种多样性，人类的大脑是完全自由的。虽然我反对“出生指定性别”，不过我会在哲学层面上尊重他们的“机械唯心主义”。
我认为跨性别本质上是自我对外部强加的“社会性别化”模式感到不适并进行反抗。这种“反抗”的形式可以非常多样化，从公开的政治行动到深刻的个人、内在的自我定义和情感协商行为。
“指定性别”本身也是“社会性别化模式”中的一部分。压迫的来源是外部强加的一种人为建构的社会规范，而不是医生在出生证明上写的几个字，这个过程是动态进行的、多样的而非固定不变的、单一化的。
在这个定义下，跨性别不是一种被动的、客观存在的状态，而是一种个体对外部强加的僵化的社会规范的不服从和反抗，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赋权行为。它始于内部的自我拒绝接受社会强加的规范，无论这是否会导致外部行动。这个定义提及了性别问题在当前阶段的社会建构下的特殊性，又能依靠反抗叙事吸引性别议题之外的更广泛的反抗压迫者的支持。
但是这个定义过于抽象，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每个人的社会性别化模式都不可能完全一样。而且什么叫“不适”？什么叫“反抗”？根本无法定义和应用。
从All models are wrong, but some are useful（所有模型都是错的，不过有些是有用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生理性别”是能够比较好地平衡可操作性和准确性的一个判断标准，因为生理性别是决定我们如何被社会性别化的最主要因素，他人看待我们的方式依赖于这个物质存在（至少在当前社会规范下），并基于此进一步能动地对我们施加社会化模式，包括长辈如何抚养我们、他人如何与我们交往，不论是对“典型生理性别”人群还是对间性人而言。
生理性别不仅包括男性和女性（典型生理性别），还包括间性人，甚至可以将间性人更细分为不同的群体，他们都可能具有与典型男性和女性不一样的经验。我们应该承认XtM、XtF、XtX的情况（前一个X代表非典型生理性别），甚至还可以扩展到例如KtM（克兰费尔特综合征认同为男性）、TtF（特纳氏综合征认同为女性）、5tQ（5-α还原酶缺乏症认同为酷儿）等（当然，具体的符号可以协商和调整）。同时，生理性别也避免了“社会性别化模式”过于抽象、无法操作的问题，因而是一个很好的兼具准确性、包容性和可操作性的标准。
我认为另一个很有用的“模型”就是对“出生指定性别”的扩展，将所有被正式“指定”的性别都纳入进来：
跨性别者指的是其性别认同与全部正式指定性别（all formally assigned genders，AFAG）中的至少一个不相符的个体。“正式”指的是在法律或医学档案上进行的指定，也包括被监护人事实上长期用于抚养其长大的性别。
引入“监护人事实使用”这一概念的价值在于它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实——即在缺乏正式文件或文件与抚养实践不符的情况下，个体早期的社会性别化经验。就像我们开头的思想实验中，那种未被正式指定为男性但作为男性被抚养长大的情况。它也可以对没有档案的无国籍人士更具有包容性。即使难以完美量化，承认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至少一个”强调了个体生命中只要有任何一个正式指定与性别认同不符（意味着曾经被以这种方式强加一种社会性别化模式），就可以被归类为跨性别。
尽管这个定义忽略了“日常性别指定”，我们之前认为它也可能创造独特的社会性别化经验，但是出于对可操作性的权衡，对一个影响相对较小的因素的忽略是比较合理的。
在这个定义下，一个个体的性别认同只要与其生命中任何一个被指定的性别不一致，就可以符合跨性别的定义。
扩展版生理性别强调的是社会对个体进行社会性别化时的物质参照点。它的好处是非常包容，可以将任何生理性别包容进来，例如我们所说的很多种不同类型的间性人。而且它指出了人被社会性别化的主要依据是其生理特征，提醒我们反思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坏处是可能被某些人曲解为某种程度上的生物决定论，如果他们刻意忽略“这只是一个模型”。
全部正式指定性别强调了社会性别化模式是被外部强加的，同时也强调了这个过程在个体生命中的持续性。但是坏处是，对于不同类型的间性人而言可能过于简化。如果个体在某个档案上被要求填写自己的全部正式指定性别，那是不是要全部填写进去？如果写不下怎么办？而且“监护人事实使用”没有实证证据可以证明，也没有严格的量化和判定标准，如果父母在某一天下午心血来潮给孩子变装算不算？我们在未来可能可以发展更细致的社会学或心理学方法来评估这种“事实使用”的影响。
选择哪一个？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因为这两个模型都是对客观事实的简化和概括，而不是事实本身，因此只存在“有用”与否。最终的选用取决于跨性别群体、医学界、心理学界、社会学界、政策制定者……等所有相关方的协商。我只是在进行纯粹的理论推演和哲学批判，旨在为相关领域的讨论提供新的视角和可能性，具体的应用和选择仍有待于跨学科的合作与实践的检验，我不会对此做任何不负责任的预测。
一般是指定为具有完整生殖功能，能够产生功能性配子的那个性别——当然，前提是孩子确实是医学上可育的，否则，也有很多间性人难以通过医学处理来具备完整的生殖功能。在人类当中，绝大多数的间性个体要么只有一个生理性别是可育的，要么是不育的，而不是生物学上的“雌雄同体”（产生两种功能配子），后者在人类中极为罕见。 ↩
On May 3rd last year (2023), a heavy rainstorm hit Wuhan. After the rain stopped, I (Procyon guizishanensis) went out in search of food and found a destroyed Chinese blackbird (Turdus mandarinus) nest under a camphor tree (Camphora officinanum). There were four nestlings; two had fallen onto the road and were already dead, while the other two were still alive, possibly because they fell into the bushes and were cushioned from the impact. When I found them, they were calling from the edge of the bushes.
Although the nest had broken into three pieces, it was still relatively intact and could be pieced back together. I found a plastic bowl from a fruit shop, drilled some holes in the bottom to prevent water buildup, and placed the nest inside to hold it together. The bedding material in the nest had scattered when it fell, so I went to a nearby farm that raised chickens and ducks and asked the owner if I could get some feathers from them. They said ok, but they only had wet ones. I thanked them and declined, opting to line the nest with some cloth instead.
The tree was too tall for me to place the nest back up there, and since I saw the parent birds nearby still watching and even feeding them some “blackbird noodles” (subordo Lumbricina), I placed the nest under the bushes and went home, thinking the parent birds would surely take care of them. I collected the two dead nestlings and brought them home, putting them in the freezer.
But when I checked again at 10 p.m., there were no signs of the parent birds returning, and the nestling fecal sacs hadn’t been cleaned. I consulted my teacher, who said that if the nest was placed on the ground, the parents wouldn’t return. And since the weather forecast predicted more heavy rain that night, I decided to take the two live nestlings home.
Of the two, one was slightly healthier, vocal, active, and begging for food (very noisy too), while the other was weaker. It seemed like one of its legs might have been injured from the fall. This one begged for food less often, and when it did, it couldn’t lift its head properly, and its beak often got stuck in the nesting material.
The next morning (May 4th), I hurried out with the nestlings (they must have been starving by then) and went to a hardware store to buy a ladder and some wire. I asked the owner if I could borrow a ladder if I bought the wire, but he refused, so I had to buy one. This wooden ladder cost me 145 yuan!
Carrying the ladder and nestlings, I headed to the camphor tree, set up the ladder, and climbed up. The ladder was taller than me, and it scared me quite a bit. I used the wire to secure the nest onto a branch, tightened it, and hurried back down, almost falling and becoming roadkill raccoon (since there was a road below).
Afterward, I wandered around the area and saw a blackbird, though I wasn’t sure if it was the parent. I played the begging call I had recorded that morning on my phone and wondered if the parent blackbirds could recognize their own chicks by sound. Would they think I’d squished their kids into a rectangular pancake?
After playing the sound for a bit, another blackbird (I don’t remember the gender of either bird) appeared, carrying a blackbird noodle. I gradually lured it to the tree, but instead of going directly to the nest, it looked around cautiously, still holding the noodle. I wasn’t sure if it was being cautious or if it didn’t recognize the white bowl as its nest. After some time, it finally flew over and fed the noodle to the chicks, then flew to a nearby patch of grass to continue making blackbird noodles catching worms.
While begging for food in the nest, both chicks stretched their heads out long, and the weaker one probably wouldn’t have trouble getting food. Maybe that chick was smarter and knew I wasn’t a blackbird, so it didn’t beg me for food?
The parent birds were feeding them very frequently; the chicks must have been starving. It might also have been because of the rain that blackbird noodle ingredients worms were especially abundant.
I began wondering if the clear plastic bowl was too obvious and less hidden. I thought about painting it green but was worried that the paint’s smell might be harmful to the chicks, so I gave up on that idea. Then I left away.
That afternoon, another rainstorm hit. I checked the nest under the tree, and there was no water buildup, so the holes I drilled seemed to be sufficient.
On the 5th and 6th, I went to check again, and the parent birds were still tending to the nest. But by the 7th, they were gone. According to some research I found in Fauna of China, Wu Zhikang and others (1984) recorded that in Guizhou, “six eggs were already found in a nest on April 28th, and by May 3rd, nestlings ready to fledge were collected.” This suggests that the blackbird’s nestling stage lasts about six days. Considering that the two chicks I found had already been developing for some time and were not newly hatched, so 3–4 days to fledge seems like a reasonable timeframe.
I thought about climbing the tree to check. If the parents had abandoned the nest due to disturbance, I might consider taking the chicks home to raise myself. But if the chicks had already fledged, I would remove the nest and take it home for use with a blackbird specimen (from a male blackbird we previously collected).
Then, my ladder was stolen.
]]>去年（2023年）5月3号，武汉下了一场大暴雨。雨停后，一只小浣熊（Procyon guizishanensis）外出觅食，在一棵樟树（Camphora officinanum）下发现了一个被摧毁的乌鸫（Turdus mandarinus）巢。巢里有四只雏鸟，其中两只已经掉在路上死了，另外两只还活着，可能是因为落在灌木丛里，受到了一定缓冲，才没摔死。当我发现它们时，它们正站在灌木丛边缘叫着。
虽然巢摔成了三块，但还算完好，稍作拼接还能用。我找来一个水果店的塑料碗，在底部钻了几个孔防止积水，然后把拼好的巢放进去，防止它散架。巢摔下来时，里面的垫材也散落了。我到附近的一个养鸡鸭的养殖场，问老板能不能拿一点鸡鸭的绒羽。他说可以，但只有湿的。我说谢谢了，那就不用了，最后只能在巢里铺了一些布代替。
由于树太高，我没办法把巢放回原位。考虑到亲鸟还在附近，还给小鸟喂了乌鸫面（subordo Lumbricina），我就决定把鸟窝暂时放在树下的灌木丛底部，认为亲鸟肯定会来照顾的。我把两只死掉的小鸟装起来，带回去放在冰箱里冻起来了。
然而，当晚十点我去查看时，发现亲鸟并没有回来，窝里的小鸟粪囊也没被处理。我去请教老师，老师说如果巢放在地上，亲鸟通常不会再去。加上天气预报显示当天晚上会再下一场暴雨，我决定先把小鸟带回家。
这两只小鸟中有一只稍微健康些，能叫能乞食，非常活跃（也很吵）；另一只则不怎么动弹，看起来一条腿可能摔伤了，它乞食的次数也比较少，乞食时头也抬不起来，嘴还经常被巢材卡住。
第二天（5月4号）早上，我急忙带着小鸟出门，估计它们都饿坏了。我去了五金店，买了一个梯子和一些铁丝。我本来问老板，我买你的铁丝，你能不能把梯子借我用一下，他说不借，然后我就只好掏钱买了，这么一个木头钉起来的梯子居然要145。
扛着梯子、端着小鸟（真是奇怪的描述），我来到樟树下，架好梯子爬上去。这梯子比我人还高比我浣熊还高，站在上面把我吓坏了。我用铁丝将巢固定在一个树杈上，绑紧后赶紧下来，差点摔下来成了路杀浣熊（下面是马路）。
下树后，我在附近转了一圈，看到一只乌鸫，不确定是不是它们的家长。我拿出手机播放鸫宝的叫声（早上录的begging call），一边放一边思考，乌鸫亲鸟能通过叫声识别自己的孩子吗？它会不会觉得我把它的孩子压成了一个长方形的薄饼？（哈哈哈哈哈哈哈手鸡）
播放了一会儿后，另一只乌鸫（不记得两只的性别了）也出现了，叼着一条乌鸫面。我逐渐把它引到树下，它没有直接过去，而是叼着乌鸫面四处张望，不知道是因为警惕还是没认出这个碗是它的巢。张望了一会儿，它叼着乌鸫面飞过去喂给小鸟，然后跑到附近的草地上继续制作乌鸫面抓蚯蚓。
两只小鸟乞食时都把头伸得很长，那只状态不太好的小鸟应该不至于抢不到食物。也许那只小鸟比较聪明，知道我不是乌鸫，所以不跟我乞食？
亲鸟喂食的频率特别高，果然孩子给饿坏了。可能也是因为刚下过雨，乌鸫面的原材料蚯蚓特别多。
我开始担心透明的大平层太显眼，缺乏隐蔽性，想给它刷成绿色，但又怕颜料的气味对小鸟不好，于是作罢。然后就我把梯子带回去，走人了走浣熊了。
当天下午又下了一场雨，我去树下查看，没有积水，看起来钻的孔足够了。
5号和6号我又去看了，亲鸟都在窝里，但7号就不见了。我查了一下资料，《中国动物志》里提到，吴至康等（1984）在贵州记录到“4月28日已见满窝卵（6枚），5月3日已采到即将出巢的雏鸟”，所以乌鸫雏鸟从孵化到出巢大约需要6天。考虑到这两只雏鸟被我捡到时显然已经发育了一段时间，并不是刚孵化的，所以3-4天出巢是合理的。
我想拿梯子上去看一下，如果亲鸟受惊弃巢，我可能会考虑把小鸟带回家自己养；如果小鸟已经出巢，我就把巢摘下来，带回去给乌鸫标本（之前捡到的一只乌鸫雄鸟尸体）用。
结果发现我的梯子被人偷走了。
]]>I have long wanted to write this user essay, but I have always been unsure of how to write it properly because it would easily turn into a collection of some unrelated cases. Nevertheless, I have decided to go ahead and write it as it is.
I just finished my birding trip to Tibet, and discussed this topic with some friends on the way, so I’ll start with this.
As everyone knows,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has sparked a great deal of controversy on the internet of Chinese mainland, with supporters of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Ukrainian supporters like to make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nd this war. Although this comparisons may be reasonable from most situations, there is on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Japan did not legally annex Chinese territory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is another matter, not part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According to Japanese law, Manchukuo and the Wang Jingwei regime were always independent regimes outside of Japan.
Regarding the issue of 2022 annexation referendums in Russian-occupied Ukraine, a more similar comparison might be the Simla Convention. Let’s attempt a comparison:
There are indeed some specific differences, such as Donbas being wholly annexed by Russia, while the Tibetan Kashag only ceded part of its controlled territory to British India. However, the core issue is similar: a de facto independent regime, while legally part of a certain country, has reached a territorial change agreement with a foreign country without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at country. Is this agreement valid?
But Wikipedia seems to have a double standard on this issue: why is Donbas referred to as “Russian-occupied” while South Tibet is referred to as “Arunachal Pradesh”?
The article on Donbas repeatedly emphasize “occupied”, “limited recognition”, “disputed”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gion in eastern Ukraine” in the introductions, as if afraid that people might not know. Why doesn’t the “Arunachal Pradesh” article state “is de facto a state of India”, “is a disputed state of India”, or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gion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but only states “is a state of India”?
Indeed, the “Arunachal Pradesh” article does mention “Arunachal Pradesh is claimed by China as part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but I think the difference is clear: in the articles on the Donbas, the disputed state of the territory is stated as a “fact”, while in the “Arunachal Pradesh” article, the disputed state of the territory is stated as a “viewpoint” of China. The difference is very obvious.
What’s even worse is in the Arunachal Pradesh article, it even says, “Arunachal Pradesh is claimed by China as part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occupied some regions of Arunachal Pradesh in 1962 but later withdrew its forces.” That’s totally incredible. Who on earth occupied whom?
After the 2023 Israel–Hamas war broke out, a large group of so-called moral guardians suddenly emerged on Wikipedia, angry about actions harming civilians, and did not hesitate to use their worst words on Hamas. Just because Hamas caused civilian casualties in the Operation Al-Aqsa Flood, they even labeled it as “terrorist attacks” or “massacres”, and naming some article as “X Massacre.”
However, in the article Atomic bombing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the word “massacre” only appears once, and that’s in a quote from someone else.
If after 70 years of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Hamas’s killing of hundreds of Israeli civilians is called terrorism, then after the Japanes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and 4 years of the Pacific War, the U.S. military’s killing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apanese civilians with incendiary bombs and atomic bombs must also be terrorism (“70 years -> hundreds of people” vs “4 years ->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it should be even worse terrorism—state terrorism, because the orders to massacre civilians came directly from the highest military command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a very basic principle called “argumentum a minori ad maius“—if a minor offenses is a crime, how could a more severe one not be?
Of course, theoretically, I don’t fully support everything Hamas did. In fact, on October 7th, I also criticized Hamas on Zhihu for taking Israeli civilians hostage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but the premise is that I have been criticizing the United States for nearly ten years. I previously even said that “we should dig up Truman’s corpse, parade it in the street, and hang his evil head on the Tenshu of Hiroshima Castle as a warning to all.”
So what about Wikipedia? Refusing to call the U.S. military’s killing of Japanese civilians a “massacre”, but it is so fair to call Hamas’s killing of Israeli civilians a “massacre”, isn’t it? This ridiculous double standard shows that Wikipedia has become a mouthpiece for the U.S. imperial authorities and Jewish capitalists.
I quote the powerful words of Adnan Abu Amer, head of th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at Ummah University in Gaza, from his article Where do Palestinians stand on the war in Ukraine?: “The West must understand that biased, selectiv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nti-war action only further encourage aggressors to commit violations.”
I can certainly guess how Wikipedia’s pro-Western moral guardians will defend themselves, nothing more than the so-called “reliable sources” and “no original research“—”Wikipedia does not support any particular side, but Wikipedia has policies on reliable sources and no original research, Wikipedia must write articles based on reliable, authoritative external sources, rather than conducting research by editors themselves. Therefore, whichever political force actually controls most of the media, their views will naturally have correspondingly greater weight on Wikipedia, and thus Wikipedia can only faithfully reflect the existing injustice in the real world.” Right?
I believe that the biggest reason for Gender bias on Wikipedia is the real gender inequality that exists in the real world, which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for women to achieve the notability standards. Wikipedia only faithfully reflects the real phenomena in the real world as a tertiary source. Claims about the community being unfriendly to women are missing the point.
Wikipedia, as a tertiary source, faithfully reflects social realities, including the real privileges, discrimination, oppression, and inequalities that exist in the real world.
Actually, I still think so now, and I sincerely hope Wikipedia, as a tertiary source, continues to faithfully reflect social realities. But Wikipedia does not seem to want to do so. Otherwise, why does Wikipedia seek to “correct” gender bias and racial bias on Wikipedia?
Under the discipline and suppression of patriarchy, females participate less in public affairs, and therefore have lower visibility compared to males (obviously, reliable sources are more likely to report on individuals active in the public domain rather than housewives active in her house). This is also a important social reality. And this social reality profoundly influences most reliable sources, so the gender bias on Wikipedia proves that Wikipedia has faithfully implemented its reliable source policy, doesn’t it? The same logic applies to the racial bias on minorities. Why did you hold special edit-a-thons to improve the “visibility” of these disadvantaged groups? Isn’t this distorting social reality?
I call it “the double standard on double standards” (which is also the title of this section), as Wikipedia also has a clear double standard on the issue of “how to deal with double standards.”
Patriarchy has double standard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and U.S. imperial media has double standards between Ukraine and China or between the U.S. military and Hamas. Why does Wikipedia consider the former wrong and take actions to correct it, while the latter is the “reality” and we must adhere to the policies of reliable sources and no original research? Both are double standards in the real world, what is the difference? What is the reasoning behind Wikipedia treating them differently?
It is not wrong for Wikipedia to seek ideal equality and justice. Although absolute “equality” and “justice” are almost impossible to achieve, this is still admirable and worth everyone’s participation and effort to correct any privileges, discrimination, oppression, and inequalities in the real world, including those between nations, ethnic groups, social groups, and individuals. Inequality is everywhere in this world. Wikipedia certainly can be a hero for the disadvantaged, awakening their (perhaps “our” should be used here) self-awareness, and fighting under Wikipedia’s banner for a new world where everyone is equal.
Wikipedia could also “faithfully reflect social reality”. As a tertiary source, it should faithfully conveying the real privileges, discrimination, oppression, and inequalities that exist in society, becoming an important memory and archive, and constantly iterating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reliable sources. I believe that as long as Wikipedia continues to exist, when all privileges, discrimination, oppression, and inequalities are eliminated, overthrow any oligarchs that obscure the truth in the media industry, and when every group has reliable sources to speak for them, Wikipedia will one day meet “ideal equality and justice” in a place without darkness.
But Wikipedia cannot have it both ways; this is impossible. Even more, it cannot selectively apply different strategies, seeking “ideal equality and justice” in some areas while “faithfully reflecting social reality” in others.
Wikipedia must understand that biased, selective application of “equality” and “justice” only further encourages exploiters and oppr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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